第632章 种子库建成后给我个看大门的活儿我还能动弹想看着它（1 / 2）

北纬四十三度

松嫩平原的十月，风已经开始发硬。李卫国蹲在地头，捏起一捧黑土，在掌心慢慢捻开。土是油亮的黑，沉甸甸的，带着大豆和玉米残茬的气息。这片地，他太熟悉了——往东三十步是他爷爷饿死的地方，往西五十步是他父亲埋下的第一袋化肥，正中央，是他用拖拉机开出的第一条垄沟。

“老李，还看呢？”村支书老王头踩着田埂过来，鞋帮上沾着新鲜的泥，“评估组明天就到，你可想好了？”

李卫国没起身，只是把手里的土扬回地里。风卷起细碎的土末，在夕阳里闪着金褐色的光。“想好了。国家要建种子库，这是大事。”

“三百亩啊，你们老李家五代人攒下的地。”老王头蹲到他旁边，摸出烟袋，“你爷爷那会儿，为了一垄地，能跟人拼命。”

“我知道。”李卫国终于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五十岁的人，背已经有点驼了，但眼睛还像黑土地一样沉静，“我爷爷拼了命守住的地，不就是为了有一天，能派上大用场吗？”

暮色四合，李卫国沿着田埂往家走。脚下的土地松软而有弹性，像母亲的胸膛。他记得小时候，父亲牵着他的手在这地里走，说：“小子，你脚踩的这不是土，是粮，是命，是咱中国人的根。”

根。李卫国抬头，看见自家屋顶的炊烟，在深蓝的天幕上扯出一道灰白的线。更远处，是正在平整的工地——国家东北种质资源库的选址。那里将存放数百万份种子，是粮食安全的“诺亚方舟”。

晚饭是土豆炖豆角，新下来的土豆，面得很。妻子秀兰给他盛了满满一碗，欲言又止。

“有话就说。”李卫国咬了口土豆，烫得直呵气。

“东头的二嘎子说，他家不签。”秀兰声音很小，“他说给多少钱都不卖，这是祖宗地。”

“他不是不卖，是想多要钱。”李卫国喝了一大口苞米茬子粥，“种子库是国字号工程，补偿标准是统一的，不会为谁破例。”

“可那是三百亩啊...”秀兰眼圈红了，“你忘了爹临终前咋说的？地一垄都不能少，少一垄，他闭不上眼。”

李卫国放下碗。他怎么会忘。父亲咽气前，枯瘦的手抓着他的手腕，力气大得吓人：“卫国，地...地要传下去...饿怕了...中国人不能再饿...”

那年是1960年，父亲十六岁，吃过树皮，啃过观音土。爷爷就是那年春天，倒在这片地里，手里还攥着一把刚冒芽的野菜。

“没说不传下去。”李卫国声音很稳，“种子库建起来，存的是种子，保的是全国人的饭碗。咱们这三百亩地，变成种子库的地基，比种庄稼金贵。”

秀兰不说话了，低头扒拉碗里的饭。灯光下，她鬓角有了白发。李卫国突然想起，她嫁过来那天，也是这样的秋夜，脸红扑扑的，辫子又黑又粗。

“睡吧。”他说，“明天还得早起。”

夜里起了风，刮得窗户纸哗哗响。李卫国睁着眼，听了一夜的风声。这风声他听了五十年，春天是柔的，夏天是热的，秋天是干的，冬天是硬的。风里有高粱拔节的声音，有麦浪翻滚的声音，有康拜因收割的声音，也有父亲和爷爷的叹息声。

天蒙蒙亮，他披衣出门，又去了地里。

三百亩黑土地在晨曦中舒展着，垄沟笔直地伸向天边，像大地的掌纹。李卫国从地头走到地尾，每一步都踩得实实的。他想起很多事——八岁第一次割豆子，手心磨出血泡；十八岁开拖拉机，把地耕得深浅不一，被父亲骂；三十八岁那年大旱，他带着全村人打井，打出水那天，老少爷们跪在地里哭。

这片地见过他所有的样子：穿开裆裤的，穿军装的，穿西装的——那年他当种粮大户去省里领奖，特意买了身西装。可一回来，还是换了旧衣裳下地。土沾在身上，他才觉得踏实。

太阳出来了，红彤彤的，从地平线上跳起来。评估组的车出现在村口，白色的，在土路上拖起一道黄尘。

老王头带着人走过来，最前面是个戴眼镜的年轻人，手里拿着图纸。

“李叔，这是农科院的张工。”老王头介绍。

年轻人伸出手：“李卫国同志您好，感谢您对种子库项目的支持。”

李卫国握了握那只手，很软，是拿笔的手。“地在这，你们看吧。”

张工展开图纸，又看看GpS，在地里来回地走。几个助手拿着仪器测来测去。李卫国蹲在田埂上，卷了支旱烟。烟叶是自己种的，劲大，呛得他眯起眼。

半晌，张工走过来，神色有点激动：“李叔，您这块地太好了！黑土层平均一米二，有机质含量4.7%，酸碱度适中，而且十年内没用过剧毒农药。这是建种子库的绝佳选址！”

“嗯。”李卫国应了一声，“这地，我爷爷用豆饼喂，我父亲用农家肥养，我用的是测土配方。三代人，没糟践过。”

张工推了推眼镜：“那...您真的愿意？补偿方面...”

“补偿按国家规定来。”李卫国站起来，踩灭烟头，“我只有一个条件。”

“您说！”

“种子库建成后，给我个看大门的活儿。”李卫国看着这片地，声音很轻，“我还能动弹，想看着它。”

张工愣了愣，用力点头：“好！我向院里申请！”

签协议是在村委会。大红纸，黑字，李卫国一笔一划写下自己的名字。屋里挤满了人，二嘎子也在，歪着头看，鼻子里哼气。

按手印时，李卫国犹豫了一瞬。印泥是红的，像血。他想起爷爷咳在地上的血，父亲手上的老茧渗出的血，还有他自己年轻时，拖拉机翻车压断腿时流的血——都渗进这片土里了。

他按了下去，很重，很实。

走出村委会，天阴了，飘起细碎的雪花。这是今年的第一场雪，来得早。李卫国没回家，径直往地里走。

雪落在黑土上，一时半会儿化不了，薄薄地铺了一层，像给大地盖了层孝布。李卫国在地中央坐下，抓起一把土，合着雪，在手心里团成个球。

“爷爷，爹，地没丢。”他对着空旷的田野说，“咱家的地，要变成种子库了。存天下的种子，防天下的饥荒。你们要是在天有灵，别怪我。”

风更大了，卷着雪粒子打在他脸上，生疼。可李卫国觉得心里那块石头，突然就落了地。

远处，施工队的机械已经进场了，轰隆隆的，震得脚下的土地微微发颤。那颤，从脚底板传上来，顺着脊梁骨，一直传到天灵盖。他突然明白了父亲的话——这地底下埋着的，不只是他李家的祖宗，是所有在这片土地上刨食吃的人的魂。

雪越下越大，李卫国成了个雪人。他站起来，跺跺脚，往家走。身后，三百亩黑土静静地躺在雪下，做着长长的梦。梦里，有无数金色的种子在沉睡，等待着一个不再有饥馑的春天。

三年后，国家东北种质资源库正式竣工。银白色的建筑在平原上矗立，像一艘巨大的方舟。

李卫国穿着崭新的保安制服，站在大门口。他的胸牌上写着：巡查员-李卫国。

一辆大巴车驶来，是来参观的学生。老师带着孩子们走进大厅，指着墙上的照片讲解：“这是我们的‘种子方舟’，保存着四十三万份种质资源。有了它，我们的饭碗就端得更稳了...”

一个小女孩跑到李卫国跟前，仰着脸问：“爷爷，这里面真的有能养活很多很多人的种子吗？”

李卫国蹲下来，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玻璃瓶，里面装着一捧黑土。“有啊。不过最好的种子，是种在这土里的。”

“这是什么土呀？好黑好亮。”

“这是咱们东北的黑土地。”李卫国拧开瓶盖，让小女孩闻了闻，“有股子香味，是不是？”

小女孩用力点头。

“这土啊，养过我的爷爷，养过我的爹，养过我，以后还要养你，养你的孩子，孩子的孩子。”李卫国把土倒回瓶里，拧紧，“只要土在，种子在，咱们中国人，就饿不着。”

窗外，太阳升起来了，照在银白色的建筑上，也照在建筑周围新耕的试验田里。那些从种子库取出的种子，已经冒出嫩绿的芽，在春风里，微微地颤。

界碑

嘉峪关以西三百公里，巴丹吉林沙漠边缘，有块地方叫“一棵树”。不是真有一棵树，是戈壁滩上立着个歪脖子老胡杨的枯桩，风沙磨了百年，还倔强地戳在那儿，像根指向天空的指骨。

哨所就在枯树旁，红砖砌的平房，墙上刷着褪色的标语：“以戈壁为家，以艰苦为荣”。这里驻守着边防某团七连四班，五个兵，一条叫“铁蛋”的老狗。

班长杨大山，山东人，在“一棵树”待了十二年，脸上被风沙刻出深深的褶子，像干涸的河床。此刻，他正带着新兵周小川巡线。

说是巡线，其实就是沿着那道蜿蜒在戈壁滩上的铁丝网走。铁丝网年久失修，锈迹斑斑，有些地方被风沙掩埋，得用脚踢开黄沙才能看见。每隔五百米，有个水泥桩，上面用红漆写着“中国”，风吹日晒，字迹斑驳。

“班长，这铁丝网...能防住啥？”周小川喘着粗气问。他是南方兵，来哨所三个月了，还是不适应这能把人抽干的干燥。

“不防人，防心。”杨大山头也不回，声音被风扯得断断续续，“看见这网，就知道，里头是家，外头是国境线。”

周小川似懂非懂。他抬头，天是那种被漂洗过的蓝，一丝云都没有，空旷得让人心慌。远处，沙丘起伏，像凝固的黄色海浪，一直涌到天边。这就是祖国的边疆？和他想象的“锦绣河山”不太一样。

中午，两人在界碑旁休息。界碑是花岗岩的，一人高，正面是庄严的国徽，背面刻着“中国”和编号“177”。碑身被风沙打磨得光滑，棱角处能看见细密的凿痕——那是历代守边人用手指摩挲出来的。

杨大山从挎包里掏出水壶，递给周小川。水是温的，带着塑料壶的味儿。周小川喝了一口，舍不得多喝。哨所用水全靠每周一次的补给车，每人每天定量三升，喝、用、漱口全在里面。

“班长，你在这儿十二年，咋待得住的？”周小川忍不住问。他想念家乡的青山绿水，想念湿润的空气，甚至想念城里恼人的堵车和霓虹灯。

杨大山没立刻回答。他走到界碑前，伸出手，手掌贴着碑面。花岗岩被太阳晒得滚烫，可他的手心更糙，老茧摩擦着石头，发出沙沙的轻响。

“看见这碑了吗？”他说，“它底下，埋着东西。”

“啥？”

“我爹的烟斗。”杨大山的声音很平静，“他是工程兵，六十年代来修这条路，病倒在这儿。临终前，他跟我说，娃，爹回不去了，你把爹的烟斗埋在这碑底下，让爹看着这条路。”

周小川愣住了。他看向脚下，黄沙漫漫，看不见任何标记。

“不只是我爹。”杨大山的手还贴在碑上，像在感受它的温度，“1950年，第一支勘界队在这里立碑，三个战士迷了路，再没回来。1976年，大雪封山，补给上不来，老班长带着人扒骆驼刺的根吃，最后活下来的，只剩他一个。1998年，沙暴，哨所被埋了一半，是当时的指导员用身体挡在门口，让新兵先钻出去...”

他顿了顿，转过头，看着周小川：“这戈壁上，每一粒沙子，都听过誓言；每一块石头，都见过牺牲。你觉得荒，我觉得厚。你觉得空，我觉得满。”

风从戈壁深处吹来，卷着沙砾，打在脸上生疼。界碑沉默地立着，在无边无际的黄沙中，像一枚钉进大地的钉子。

回到哨所，已是傍晚。太阳西沉，把整个戈壁染成血红色。炊事员老赵——其实也就三十出头，但在哨所兵龄仅次于杨大山——正在做饭。所谓饭，就是罐头肉炖土豆，加点脱水蔬菜，主食是压缩饼干。

“小川，来，帮个忙。”老赵招呼他。

周小川走过去，看见老赵从库房深处拖出个木箱，打开，里面是些瓶瓶罐罐，装着种子。

“这是...”

“菜种。”老赵小心翼翼地捧出个玻璃瓶，里面是些干瘪的茄子籽，“咱们哨所后面，不是有片小洼地吗？我寻思着，试试能不能种点菜。”

“这儿能种活？”周小川怀疑。他见过那片洼地，除了几丛骆驼刺，什么都没有。

“试试呗。”老赵眼里有光，“我爹是农民，他说，只要肯下功夫，石头缝里也能长出庄稼。再说了...”他压低声音，“班长他媳妇，前年寄来的种子，一直没舍得用。”

周小川这才知道，班长杨大山结婚了，媳妇在山东老家。结婚八年，团聚的时间加起来不到一年。哨所墙上贴着的合影里，班长穿着军装，嫂子穿着红袄，两人都笑着，可眼神里藏着说不出的东西。

那天夜里，周小川站岗。月很亮，冷冰冰地挂在头顶，把戈壁照得一片惨白。风停了，寂静便从四面八方涌来，浓稠得像化不开的墨。他第一次体会到了什么叫“死寂”——没有虫鸣，没有鸟叫，连风声都没有，只有自己的心跳和呼吸，在无边的空旷中被无限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