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77章 织学融信（2 / 2）
首批 “农具布” 共五十匹，萨仁亲自送到平江府农耕试点。农户张老汉摸着布面，道：“这布又密又耐磨，比咱们自己织的粗布好太多，农具再也不怕淋雨了！” 萨仁还教农户 “布的保养法”：“用草木灰水浸泡后晾晒，能防虫蛀。” 农户们感激不已，纷纷说 “萨仁姑娘是真心帮咱们”。赵孟頫将这场景禀报理宗，理宗道：“萨仁能将女学与农耕结合，可见其有治世之才，非仅会教织法而已。”
联动的第二步是 “流民织坊”。萨仁在临安近郊设了三个 “流民织坊”，让学会织法的侍女去任教，流民女子只需 “织出的织物三成供宫廷、三成济流民，剩余四成可自行售卖”。流民女子王氏（丈夫死于战乱，带着幼子流浪）学织法后，第一个月就织出五床暖毯，卖了十贯钱，不仅能养活幼子，还能帮其他流民买粮。她对萨仁道：“姑娘给了咱们活路，咱们这辈子都记着您的好。”
这种联动让理宗对萨仁的信任进一步深化。他召萨仁议事，问她：“女学与农耕联动，成效显着，你后续还有何计划？” 萨仁道：“陛下，臣想在江南各农耕试点设织坊，教更多流民女子织法，既让她们有收入，又能为农耕提供织物，形成‘农织互济’的局面。” 理宗听后，竟起身走到萨仁面前：“若能如此，江南流民可安，宗室也能少些忧虑 —— 此事就交给你办，府库可拨粮援、纱线支持。” 从 “准其行事” 到 “主动拨款”，理宗对萨仁的信任，已从 “认可实务” 升级为 “托付治事”。
联动的长远影响也逐渐显现：农耕试点的农具损耗减少三成，流民因 “织法谋生” 减少逃荒，南宋宗室的 “流民安置压力” 减轻。史宅之曾试图在理宗面前说 “萨仁借织坊扩大元廷影响”，理宗却道：“只要能安流民、稳江南，管她是元廷还是南宋的法子，管用就好。” 女学与双法的联动，成了萨仁 “以实务破猜忌” 的利器，也让理宗看清了 “治世重在民生，非在族群” 的本质。
史宅之对女学的兴起始终警惕。他担心萨仁通过女学 “笼络人心、扩大影响”，进而削弱自己在宗室中的权力。女学开课半月后，他便向理宗进言：“萨仁立女学虽有成效，却也需节制规模 —— 若侍女们都学织法，宫中人手恐不足，且北地织法传得太广，恐生异心。” 他的话看似为 “宫廷着想”，实则是想借机限制女学。
理宗却不为所动。他拿出侍女织的暖毯与农具布：“史相公，你看这暖毯能济流民，这布能护农具，都是实务所需，为何要节制？宫中人手不足，可从流民中选勤快者入宫，正好解流民就业之困。” 史宅之没想到理宗会 “以实务反驳”，一时语塞，只能道：“陛下考虑周全，臣多虑了。” 第一次制衡，在 “实务成效” 面前失效。
史宅之不死心，又想从 “织坊物资” 入手。他掌控着江南的纱线贸易，暗中下令 “减少对流民织坊的纱线供应”，想让织坊因 “缺料停工”，再借机向理宗进言 “萨仁办事不周”。可萨仁早有准备 —— 她让楚兰联络元廷驿馆，从燕云调运羊毛，再与江南麻农直接合作，自制混纺纱线，不仅没让织坊停工，还因 “自产纱线” 降低了成本，织出的织物价格更廉，流民更愿学。
史宅之的亲信李福还想 “挑拨侍女与萨仁的关系”。他找到侍女秋月，许她 “若能说萨仁教织法时‘传元廷规矩’，便赏她五贯钱”。秋月却想起萨仁帮她学织法的恩情，还教她 “将来可教家乡人织法谋生”，便如实告诉了萨仁。萨仁听后，没有声张，只让楚兰将秋月织的 “禾苗纹暖毯” 送给理宗，并说 “秋月勤学，已能独立织出实用之物”。理宗见了暖毯，又听秋月说 “萨仁姑娘待我们如姐妹”，对史宅之的算计更添反感。
最终的制衡失效发生在 “流民织坊扩点” 时。理宗决定拨款三百贯、纱线五百斤支持萨仁扩设织坊，史宅之再次反对：“府库空虚，不宜过多投入织坊。” 理宗却道：“织坊能让流民自食其力，减少粮援支出，是‘以小投入换大安稳’，比空存府库更有用。” 他还让萨仁 “直接掌管织坊的物资调配”，绕过史宅之的管辖。史宅之看着理宗对萨仁的信任，知道自己已无法制衡 —— 萨仁用 “实务成效” 筑起的信任壁垒，远比他的权谋算计坚固。
八、女学对宋宫风气的影响：从 “仆役” 到 “有技者” 的转变
女学兴起前，宋宫侍女多被视为 “低贱仆役”，宗室官员见了从不正眼相看，甚至随意斥责。女学开课后，侍女们因 “会织法” 渐渐有了 “存在感”—— 理宗赐下的木梳、纱线，多按 “织法优劣” 分配，学得好的侍女能得到赏赐，地位悄悄提升。有次宗室官员王大人（理宗的表亲）随意呵斥侍女春桃 “织得慢”，理宗却道：“春桃初学，已算不错，你若需要暖毯，可好好与她说，勿要呵斥。” 王大人满脸通红，从此再不敢轻视侍女。
侍女们的 “自信” 也渐渐显露。以前她们见了宗室，总是低头快步走过；现在，若有人问起织法，她们能从容回答，甚至主动展示自己的作品。侍女小翠曾在理宗议事时，主动建议：“陛下，冬季快到了，流民织坊可多织些小暖垫，方便流民随身携带。” 理宗采纳了她的建议，还夸她 “有心思”。这种 “从被动到主动” 的转变，让宋宫的风气多了几分 “务实” 与 “平等”。
甚至宗室女子也想来女学学习。理宗的侄女赵玉（十七岁，喜爱织绣）听闻侍女们织的 “禾苗卷草纹” 好看，便向理宗请求 “入女学旁听”。理宗起初犹豫，怕 “宗室女子与侍女同堂，失了体面”，萨仁却道：“陛下，织法无贵贱，宗室女子学织法，既能消遣，将来若流民织坊有需，还能帮忙指导，实为美事。” 理宗觉得有理，便准了赵玉旁听 —— 宗室女子的加入，让女学从 “侍女学堂” 升级为 “宋宫实务学堂”，影响力进一步扩大。
女学还催生了宋宫的 “节俭之风”。萨仁教侍女们 “物尽其用”，比如将织坏的布改成小暖垫，将线头收集起来再纺纱，这些习惯渐渐影响到宗室。理宗见萨仁的西暖阁只用粗布帘、木桌椅，也下令 “宗室府库减少奢华之物采购，将钱用在织坊与农耕上”。有次赵与芮（理宗叔父）想添新的锦缎帐子，理宗却道：“萨仁的侍女织的暖毯比锦缎帐子实用，叔父若冷，可去女学领一床暖毯。” 赵与芮听后，便打消了添帐子的念头。
这种风气的转变，本质是 “实务价值” 对 “身份等级” 的冲击。女学让宋宫上下明白：“有用的技艺比虚浮的身份更重要”，而这一切的推动者萨仁，也因 “引领实务风气”，成了宋宫中 “既无宗室之名，却有宗室之信” 的特殊存在。理宗后来对赵孟頫道：“萨仁带来的不只是织法，还有让宫中人‘务实求生’的念头，这比任何粮援都珍贵。”
至元四十四年秋末，江南第一场雪落下时，女学与流民织坊共织出暖毯五百床、农具布两百匹，不仅供应了宋宫与流民安置点，还剩下一百床暖毯，萨仁建议理宗 “送给临安的贫苦老弱”。理宗亲自跟着萨仁去送暖毯，见老人们围着暖毯落泪，对萨仁道：“以前朕总想着‘保宗室’，却忘了‘保百姓’才是保宗室的根本 —— 你比朕看得透彻。” 这是理宗第一次在萨仁面前流露 “治世困惑”，也是信任深化的标志。
关键的 “信任对话” 发生在理宗的议事厅。雪后初晴，理宗召萨仁议事，案上摆着《江南流民安置册》与《女学织坊成效表》。理宗道：“萨仁，你觉得江南的安稳，关键在什么？” 萨仁没有直接回答，而是指着成效表：“陛下，您看 —— 女学教织法，流民有了活路；农耕推双法，百姓有了粮吃。安稳的关键，不在‘谁掌权’，而在‘百姓是否有饭吃、有衣穿’。” 这番话，恰好说到了理宗的心坎里 —— 他晚年早已看清，南宋宗室的 “体面”，早已不如 “百姓安稳” 重要。
理宗随即托付 “重任”：“朕想让你负责江南的‘农织互济’事务，统筹农耕试点与流民织坊，所需粮援、纱线，你可直接向朕奏请，不用经过其他官员。” 这意味着萨仁获得了 “越过权臣、直达宗室核心” 的权力，史宅之等人再想制衡，已无可能。萨仁躬身谢恩：“陛下放心，臣定不负所托，让江南百姓能吃饱、穿暖。”
信任的最终体现，是理宗向萨仁 “透露宗室隐忧”。他私下对萨仁道：“元廷南征的消息，朕也听说了 —— 宗室软弱，若真到那一日，朕只盼你能护住临安的百姓，别让他们遭战乱之苦。” 萨仁握着腰间的虎符玉佩，道：“陛下放心，臣爷爷（萧虎）治世，最重百姓，若真有那一日，臣定会保临安百姓安稳。” 理宗听后，长叹一声：“有你这句话，朕便放心了。” 从 “实务认可” 到 “托付百姓”，萨仁彻底获得了理宗的信任，也成了南宋残余政权与元廷之间 “最可靠的协作纽带”。
这场信任的建立，不是靠 “联姻的名分”，也不是靠 “元廷的威压”，而是靠 “织出的暖毯”“安置的流民”“务实的治世理念”—— 萨仁用女性的细腻与务实，化解了宗室对元廷的戒心，也让理宗明白：“治世的本质，是跨越族群与立场，让百姓过上好日子。” 这种基于 “民生共鸣” 的信任，远比权谋算计更牢固，也为后续江南的和平统一，奠定了 “民心基础”。
女学的影响，远超 “教织法、获信任” 的短期目标，它成了 “北地技艺与江南文化融合” 的纽带。侍女们将北地织法与江南纹样结合，创造出 “禾苗卷草纹”“流民安居纹” 等新纹样，这些纹样后来被江南织匠借鉴，融入日常织物，成了 “江南新织风” 的源头。沈阿婆晚年回忆：“萨仁姑娘带来的不只是织法，还有‘织物要为百姓’的念头，这比任何纹样都珍贵。”
在治世层面，女学开创了 “以技艺安流民” 的新模式。元廷统一江南后，萧虎借鉴 “临安女学” 的经验，在全国设 “民织学堂”，教贫苦女子织法，既解决了 “女子就业” 问题，又为农耕提供了织物，形成 “农织互济” 的治世体系。耶律楚材在《双廷治世录》中写道：“临安女学之法，实为安民生、融技艺之典范，当传之天下。”
对南宋宗室而言，女学的存在，让他们在 “投降元廷” 后获得了 “体面过渡”。理宗因 “支持女学、安流民”，被元廷封为 “江南宗室祠官”，负责保护南宋祖祠；赵孟頫因 “协助女学与双法”，入元廷双廷议事司，继续推行治世；甚至史宅之，也因 “未过度阻挠女学”，被元廷任命为 “江南织坊提举”，负责管理织坊事务 —— 女学的 “实务成效”，成了宗室成员 “融入元廷治世” 的 “敲门砖”。
侍女们的命运也因女学而改变。小翠退役后，回到湖州老家，开了 “小翠织坊”，教家乡女子织法，成了当地有名的 “织匠师傅”；春桃则留在临安，成了元廷 “民织学堂” 的助教，继续教更多女子织法。她们的故事，成了 “技艺改变命运” 的典范，也让更多人明白：“治世的进步，离不开每一个普通人的参与。”
最深远的影响，是 “治世理念的传承”。萨仁在女学中教的不只是织法，还有 “务实、济民、融合” 的治世理念 —— 这种理念通过侍女、流民、织匠，传递给江南百姓，也传递给元廷的治世者。萧虎晚年对萨仁道：“你在临安立女学，比南征十万大军更有用 —— 大军能夺地，却不能夺民心，你用织法赢了民心，这才是治世的根本。”
这场至元四十四年秋的 “宋宫女学”，最终超越了 “技艺教学” 的范畴，成了 “元廷治世理念落地江南” 的缩影。它证明：“治世不需要靠威压与算计，只需以务实的行动，解决百姓的痛点，以包容的心态，促进文化的融合。” 而萨仁，也从 “元廷的和亲使者”，成长为 “江南治世的推动者”，她用织出的暖毯、建立的女学，在江南百姓心中，写下了 “治世为民” 的永恒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