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18章 兴亡过眼皆陈迹，唯有青山似旧年（2 / 2）

正六品劝农官陈安带着农桑学堂的学子，赶着马车送来了新麦种和农具。“这是河南布政使柳恒大人培育的耐旱新麦种，一亩能收三石，”他蹲在地上，手把手教灾民“分段育苗法”，“明年春天种下去，秋天保管有好收成。”张阿公捧着金灿灿的麦种，老泪纵横：“谢谢陈大人，我们有救了，再也不用怕饿肚子了。”

正六品太医院院判方明带着医官赶来，在粥棚旁搭起义诊台，免费给灾民诊病、发药。“水灾过后容易闹瘟疫，大家都来喝碗防疫汤药，”他一边给灾民盛药，一边高声吆喝，还编了朗朗上口的《灾后防疫歌》，让学子们教灾民传唱，很快就控制住了疫情蔓延。

入冬前，苏州的灾后重建已初见成效：被淹的房屋修好了，官仓堆满了新粮，灾民们都住进了温暖的安置房。李董站在修复后的城墙上，望着满城灯火，对钟铭感叹：“多亏朝廷除了陈言这样的蛀虫，不然苏州百姓真的熬不过去。”钟铭点头：“这就是‘官清则民安，吏廉则邦兴’的道理啊。”

陈言案的余波未平，掌律法的内阁阁老杨璞已带着刑部、大理寺官员修订《大吴律》。在“贪腐赈灾银”条款后，他亲自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凡主管、押运、核查赈灾款物官员，贪腐满千两斩立决；同党无论官职高低，一律革职抄家，流放边疆；地方官纵容者，与贪腐者同罪，永不叙用。”

从二品刑部右侍郎宋昭牵头编写《赈灾刑案

卫诵（大理寺卿）在全国推行“赈灾案复核制”，所有涉及赈灾的贪腐案，都需经大理寺复核才能定刑。“陈言案初期，苏州府曾想从轻发落，”卫诵说，“有了复核制，就能避免地方官徇私，确保律法公正。”他还派大理寺丞许彬（正三品）常驻江南，专门复核江南的赈灾案件。

冯谦（刑科给事中）督查各地赈灾案审理，发现江西有一起“贪腐五百两从轻发落”的案件，当即上疏弹劾：“《大吴律》规定贪腐满千两斩立决，五百两虽不足千两，但也该判流放，地方官只判了杖刑，是徇私枉法！”萧桓下旨重审，将地方官革职，贪腐官员流放边疆。

杨璞将修订后的《大吴律》呈给萧桓，奏道：“陛下，律法是治国的根本，只有让贪腐者付出惨重代价，才能震慑宵小。”萧桓翻看律法，提笔批道：“颁行全国，让所有官员都知道，朕宁肯得罪百官，也绝不辜负百姓。”

沈敬之（吏部尚书）查到陈言当年的升迁记录，发现他是靠贿赂前吏部主事才得以升职。“温庭玉，”沈敬之将记录交给吏部左侍郎，“你当年弹劾陈言‘账目模糊’，却被他用贿赂压了下去，以后选官必须‘三查’：查品行、查实绩、查家产，绝不能再让贪腐者混入官场。”

陆文渊（吏部右侍郎）完善选贤标准，在“实绩”之外，增加“廉政考核”：凡新官上任，需申报家产；任职期间，每半年由吏科给事中核查一次，若家产异常增长，即刻停职调查。“李董、江澈这些寒门官员，家产都很清廉，”陆文渊说，“这才是朝廷需要的好官。”

赵毅（吏科给事中）弹劾三名与陈言有牵连的官员，其中包括一名吏部郎中。“这些人收了陈言的好处，为他掩盖贪腐前科，”赵毅的弹劾疏字字铿锵，“吏部是选贤的门户，门户不清，怎么能选出好官？”萧桓下旨严查，将三名官员全部革职，永不录用。

沈敬之在吏部设立“廉政堂”，每月组织官员学习《大吴律》和《肃奸录》，请李董、钱溥等清廉官员讲自己的经历。“谢渊大人为了新政以死谏君，钱溥为了查贪腐乔装漕工，”沈敬之对官员们说，“你们的官帽是百姓给的，不是用来谋私的。”

新的选贤考核开始后，陆文渊举荐了一名在苏州赈灾中表现突出的小吏：“他虽只是九品巡检，却在水灾中救出五十名百姓，还拒绝了陈言的贿赂。”沈敬之亲自考核，发现这名小吏品行端正、实干能干，当即提拔他为苏州府通判。

陈言案传到西北，蒙傲（正一品大将军）立刻在军营召开廉政会议。“陈言贪赈灾银，害死百姓；要是边将贪军饷，就会害死士兵，丢了疆土！”蒙傲将陈言的判决书抄录下来，贴在各营的营房外，“你们都给我记着，军饷是士兵的命根子，谁动谁就是叛徒！”

裴衍（兵部右侍郎）分管军需，当即对西北军饷进行全面核查。他发现有一名小吏克扣士兵的冬衣款，当即上报蒙傲：“这名小吏把冬衣换成了薄棉衣，贪了两千两银。”蒙傲下令将小吏斩首示众：“让所有军需官都看看，贪军饷的下场！”

赵烈（西北副总兵）在军屯中推行“军饷公开制”，每月军饷发放后，都要在营中张贴明细，由士兵代表签字确认。“以前总有人抱怨军饷少，”赵烈说，“现在公开透明，士兵们都放心了。”他还将陈言案的故事讲给士兵听，让士兵们监督军需官。

孙越（兵科给事中）督查西北军饷，看到军营外的判决书和军饷明细，对蒙傲说：“蒙帅，您这招‘以案为鉴’太好了，比讲多少大道理都管用。”蒙傲笑道：“边防要稳，首先军纪要严；军纪要严，首先要杜绝贪腐。”

鞑靼探子得知大吴严惩贪腐，军容整肃，不敢再轻易犯边。赵烈站在烽火台上，望着边境线，对士兵们说：“朝廷清廉，军饷充足，我们守边更有底气了！”士兵们齐声呐喊，声音震得贺兰山的积雪都簌簌落下。

春天到来时，李董（苏州知府）带着百姓在被淹的土地上种新麦。“这是柳恒大人送来的新麦种，”李董挥着锄头，和百姓一起劳作，“今年一定能丰收。”钱溥也赶来帮忙，他刚完成江南的赈灾督查，看着绿油油的麦苗，笑道：“李知府，今年苏州的粮价肯定能稳定。”

秦仲（浙江布政使）从浙江调运了一批桑苗，送给苏州百姓：“种桑养蚕能增加收入，大家除了种麦子，还可以种桑。”他还派农桑专家来苏州，教百姓养蚕技术。“秦大人，您真是为我们着想，”张阿公捧着桑苗，感激地说，“以后我们不仅有粮食吃，还有钱花了。”

江澈（工部尚书）带着卢浚（工部右侍郎）来苏州修水渠，加固太湖堤坝。“这次修的堤坝，能抵御五十年一遇的洪水，”江澈指着图纸，“以后苏州再也不用怕水灾了。”百姓们纷纷主动帮忙修堤坝，有的送水，有的送粮，工地上一片热闹景象。

章明远（礼部右侍郎）路过苏州，看到百姓安居乐业，感叹道：“以前苏州是魏党贪腐的重灾区，现在成了新政的典范，这都是李知府、钱给事这些好官的功劳。”他当即上疏，请求朝廷表彰苏州的官员和百姓：“苏州百姓识大体、明是非，官员清廉实干，值得全国学习。”

夏末收割时，苏州的新麦获得大丰收，亩产比去年增三成。百姓们捧着饱满的麦粒，给李董、钱溥送来了“德政碑”，碑上刻着“除奸安良，为民做主”八个大字。李董抚摸着石碑，对百姓们说：“这不是我的功劳，是陛下英明，是朝廷清廉，是大家一起努力的结果。”

萧桓在紫宸殿召开庆功宴，宴请在陈言案和江南赈灾中立功的官员。钱溥捧着百姓送的“廉政匾”入宫，匾上的“铁面御史”四个大字熠熠生辉。“陛下，这是苏州百姓给臣的，”钱溥跪地奏道，“臣只是做了该做的事，功劳全在陛下和朝廷。”

徐英（内阁阁老）呈上财政奏报：“陛下，江南赈灾共花费三十万两银，追回陈言赃银五万两，加上新麦丰收，苏州的税银比去年增了两成。这说明只要官员清廉，百姓就能安居乐业，国家财政自然充盈。”萧桓点头：“这就是‘民富则国强’的道理。”

沈敬之（吏部尚书）建议设立“廉政奖”，每年评选清廉实干的官员，给予升迁和奖励；同时设立“贪腐举报制”，百姓可以直接向都察院举报贪腐官员，举报属实者有奖。“只有让清廉者受奖，贪腐者受罚，才能让官场风气越来越好，”沈敬之说。

虞谦（左都御史）补充：“臣已在全国设立‘监察站’，由六科给事中轮流驻守，随时督查地方官员。陈言案给我们提了醒，贪腐可能发生在任何岗位，监察不能有死角。”郑衡（刑部尚书）也说：“刑部会加大对贪腐案的审理力度，让贪腐者无处遁形。”

萧桓站起身，举起酒杯，对百官说：“大吴的盛世，不是靠朕一个人，是靠你们每一个清廉实干的官员，靠天下百姓的支持。陈言案是警钟，提醒我们贪腐是最大的敌人。只要我们君臣同心，官民同心，就能守住这江山，让大吴的盛世代代相传！”百官齐声应诺，声音震彻殿宇。

片尾

大吴吏治清明，民生安乐。江南漕运年运粮千万石，没有出现一起贪腐案；西北边防稳固，鞑靼年年遣使朝贡；河南新麦推广至全国，粮食亩产稳居高位；南疆汉夷同心，学堂里的孩童能用汉夷双语读书写字。

钱溥升任左都御史，继续以“铁面”监察官场，他主持编写的《廉政录》成为官员的必读书籍；李董升任浙江巡抚，任内修了五十条水渠，浙江百姓称他“李青天”；王砚执掌户部，推行的“民生财政”让国库越来越充盈，百姓的赋税却越来越轻。

兴邦阁内，新增了钱溥、李董等人的名字，与蒙傲、沈敬之等功臣并列。阁前的“民为本”石碑前，每天都有百姓前来祭拜，有的带着自家种的新麦，有的带着亲手绣的锦旗。孩子们围着石碑认字，听长辈讲这些功臣的故事，将“清廉”二字记在心里。

中秋佳节，萧桓与百官在兴邦阁设宴，望着京城内外的万家灯火，听着远处传来的百姓歌谣：“大吴官，清又廉，百姓乐，粮满仓……”萧桓举杯对百官说：“这歌声，就是对我们最大的奖赏。”月光洒在兴邦阁的匾额上，照亮了“承基兴邦”四个大字。

卷尾

大吴之治，历十余载而盛，非无波无澜，实乃“破障”不止——先破魏党之弊，再除贪腐之蛀，每一次破障，皆以“官阶承责”为基，以“律法为刃”，以“民心为盾”。陈言案虽小，却折射出治国之要：贪腐不分官职高低，无论品阶尊卑，只要心存贪念、妄动民财，便会动摇国本；而清廉亦不分位卑位尊，钱溥以副七品之职敢捋虎须，李董以正四品之身与民同劳，皆印证“丹心护邦，不在官阶在初心”。

萧桓以帝王之明，不避亲疏、严惩贪腐；沈敬之、徐英等阁部重臣以中枢之责，建章立制、堵塞漏洞；顾彦、钱溥等中基层官员以实干之力，执纪问责、为民纾困——正是这环环相扣的“责任链”，将“民为本”三字刻进朝堂肌理。《大吴律》的铁条是约束，廉政奖的荣光为指引，百姓的口碑是标尺，三者同发力，方让贪腐者无处遁形，清廉者蔚然成风。

史载“天德无大贪”，非因彼时无贪念之徒，实因制度织密了笼子，民心筑牢了防线。兴邦阁的功臣名录会泛黄，但“官清民安”的道理不会过时；“民为本”的石碑会蒙尘，但百姓对清廉的期盼永远鲜活。大吴的盛世传承，从来不是守成，而是以陈言案为镜，代代绷紧“贪腐之戒”；以钱溥、李董为范，代代延续“实干之风”。

所谓“承基”，承的是山河基业，更是“公心为政”的治世根基；所谓“兴邦”，兴的是国库充盈，更是“民心归向”的盛世底气。这便是大吴留给后世的答案：治国者，若能让官守其责、法彰其威、民安其业，则盛世可续，山河永固——此乃《除贪谣》传唱不绝的真谛，亦是大吴长治久安的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