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34章 营阳王（2 / 2）
己巳日，北魏太宗去世。壬申日，世祖即位，宣布大赦天下。十二月庚子日，北魏把明元帝葬在金陵，庙号为太宗。
北魏世祖追尊他的母亲杜贵嫔为密皇后。从司徒长孙嵩以下的官员都普遍提升了爵位。任命襄城公卢鲁元为中书监，会稽公刘絜为尚书令，司卫监尉眷、散骑侍郎刘库仁等八个人分别掌管四部事务。尉眷是尉古真弟弟的儿子。
任命河内镇将代人罗结为侍中、外都大官，总管三十六曹的事务。罗结当时已经一百零七岁了，但精神头还很好，北魏皇帝因为他忠诚老实，很信任他，还让他兼任长秋卿，监管后宫事务，能自由出入皇帝的卧室。罗结一百一十岁的时候，才被允许告老还乡，朝廷一有大事，还派人骑马去请教他；又过了十年他才去世。左光禄大夫崔浩对儒家经典研究得很透彻，对朝廷的各种制度也很熟悉，凡是朝廷的礼仪、军国的诏书，都由他掌管。崔浩不喜欢老子、庄子的书，说：“这些都是荒谬不实的说法，不近人情。老子精通礼仪，孔子还向他请教过，他怎么会写败坏法制的书来扰乱先王的治理呢！”他尤其不信佛法，说：“为什么要侍奉这个胡人的神！”等到世祖即位，世祖身边很多人诋毁崔浩。皇帝没办法，只好让崔浩以公爵的身份回家。但皇帝一直知道崔浩很有才能，每次有拿不准的事，就把他召来询问。崔浩长得纤细柔美、皮肤洁白，就像个美妇人，还常常说自己的才能比得上张良，而且在研究古代的学问上更超过张良。回家之后，他就开始研究服食丹药、修身养性的方法。
当初，嵩山道士寇谦之是寇赞的弟弟，他研习张道陵的道术，自称曾经遇到老子下凡，老子让他继承张道陵成为天师，还传授给他辟谷轻身的法术和《科戒》二十卷，让他整顿道教。后来又遇到一个叫李谱文的神人，说自己是老子的玄孙，传授给他《图箓真经》六十多卷，让他辅佐北方太平真君；还传授了天宫静轮的方法，其中有几篇是李君亲手写的。寇谦之把这些书献给北魏皇帝。朝廷和民间很多人都不相信，只有崔浩把寇谦之当老师侍奉，跟他学习法术，还上书称赞这件事说：“我听说圣明的君主接受天命，一定会有上天的回应。《河图》《洛书》都是通过虫兽的文字传达旨意，都不像现在这样人神直接接触，亲身传授，言辞旨意深刻奇妙，从古到今都没有过。怎么能以平常人的想法忽略上天神灵的命令呢！我私下里很害怕。”皇帝很高兴，派谒都带着玉帛、牲畜去祭祀嵩山，把寇谦之在山里的弟子都接到平城，尊崇天师，宣扬新的道法，通告天下。还在平城的东南修建天师道场，有五层重坛，供给一百二十个道士衣食，每月设置厨会，来吃饭的有几千人。
司马光评论说：老子、庄子的书，主要是想让人把生死看得一样，把去留看得很轻。而那些追求神仙的人，通过服食丹药、修炼来追求飞升，把草石炼成金银，这些方法和老庄的思想完全相悖。所以刘歆的《七略》把道家列为诸子，把神仙归为方技。后来又有符水、禁咒的法术，到寇谦之这里就把它们合为一体了。到现在还这样流传，实在是错得离谱！崔浩不喜欢佛教、老庄的书，却相信寇谦之的话，这是为什么呢！以前臧文仲祭祀爰居（一种海鸟），孔子认为他不聪明；像寇谦之这样的，和祭祀爰居的行为也差不多了。《诗经》三百篇，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思想纯正’。君子在选择学术的时候，能不谨慎吗！
【内核解读】
这段史料展现了南北朝初期多方势力的角力与社会风貌，其中权力博弈的复杂、人性的挣扎与时代的荒诞交织，可从三个维度解读：
政权夹缝中的生存与博弈
--军事对抗的残酷性：虎牢之战堪称缩影——被围二百日、劲兵殆尽、井水被泄、人马渴乏，甚至“被创者不复出血”，最终城破时毛德祖“誓与城俱毙”的坚守，与檀道济等援军的畏缩形成对比，暴露了南朝军事体系的松散与将领心态的分化。北魏则通过“置守宰以抚河南”“周几镇河南而民安”，展现其在征服区的治理智慧，为后续南下奠定基础。
--西北割据的连锁反应：唐契叛北凉奔伊吾、依附柔然，秃发虎台兄妹谋刺西秦主炽磐事泄被杀，反映出边疆政权“朝秦暮楚”的生存逻辑。而北凉世子政德战死、西秦向魏称臣，更凸显北魏在北方的崛起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各方势力不得不重新站队。
权力场中的人性异化与清醒者
--南朝士族的内耗与自保：徐羡之集团内部，徐佩之疑谢晦“诈疾有异图”欲除之，傅亮以“同受顾命不可自相诛戮”否决，揭示辅政集团表面团结下的猜忌。谢瞻早年担忧弟弟谢晦“势倾朝野非门户之福”的预警，在此刻已显端倪，门阀政治的“盛极而衰”定律开始发酵。
--北魏朝堂的新旧角力：崔浩与寇谦之的结合颇具象征意义——崔浩斥老庄、排佛法，却推崇“人神接对”的道教新法，本质是借宗教为北魏统治构建“天命”合法性；而拓跋焘对寇谦之的支持，既是对汉族文化的主动吸纳，也是通过“太平真君”的符号强化皇权。罗结以百岁高龄执掌三十六曹，既体现北魏对元老的倚重，也暗含对鲜卑旧勋的平衡。
宗教与权力的深度纠缠
--道教的政治化转型：寇谦之“清整道教”，将张道陵的符水术与“辅佐北方太平真君”的政治使命结合，本质是将宗教改造为服务皇权的工具。北魏为其建五层道场、月设千人设厨会，使道教从民间信仰升级为官方意识形态，这与南朝“除淫祠”的理性化政策形成有趣对比。
--司马光的批判与局限：他指责寇谦之“合神仙与道家为一”是“讹误”，点出宗教被政治利用的本质；但将“人神接对”斥为“爰居之祀”，却忽视了乱世中政权对“天命背书”的刚需。崔浩的选择看似矛盾——反对“矫诬之说”却信奉“手授真经”，实则是他作为汉族士大夫，试图通过宗教为北魏“汉化”寻找神圣性依据的无奈之举。
这段历史的核心矛盾，在于各方势力都在“合法性”与“生存性”之间挣扎：南朝用杀戮巩固新朝（如晋恭帝之死的延续），北朝用宗教与治理并重扩张，割据者用背叛与联姻苟活。而崔浩、谢瞻等少数人的清醒，终究难以抵挡乱世中“实力即真理”的洪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