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51章 太祖文皇帝上之下（2 / 2）
益州刺史刘道济，是刘粹的弟弟，他信任长史费谦、别驾张熙等人，搜刮钱财谋取利益，败坏政事危害百姓。设立官办冶铸机构，禁止百姓私自铸造铁器，却高价出售铁器，商人因此失业，怨声载道。
流民许穆之，改姓名叫司马飞龙，自称是晋朝皇室的近亲，前去投靠氐王杨难当。杨难当趁着百姓的怨恨情绪，给司马飞龙派兵，让他去侵扰益州。司马飞龙招集蜀地百姓，得到一千多人，攻打并杀死了巴兴县令，赶走了阴平太守。刘道济派兵进击，斩杀了司马飞龙。刘道济想任命五城人帛氐奴、梁显为参军督护，费谦坚决反对，不答应。帛氐奴等人与同乡赵广煽动县民，谎称司马殿下还在阳泉山中，聚集了几千人，向广汉进发。刘道济的参军程展、治中李抗之，率领五百人迎击他们，结果全都战败而死。巴西人唐频聚集民众响应他们，赵广等人进攻涪城，攻陷了该城。于是涪陵、江阳、遂宁等郡的太守都弃城逃跑，蜀地的侨民和本地人一同反叛。
燕国石城太守李崇等十个郡投降了北魏。北魏主征发这些郡的百姓三万人挖掘壕沟来包围和龙。李崇，是李绩的儿子。
八月，燕王派几万人出城交战，北魏昌黎公拓跋丘等人击败了他们，死亡的有一万多人。燕国尚书高绍率领一万多家据守羌胡固。辛巳日，北魏主攻打高绍，斩杀了他。平东将军贺多罗攻打带方，抚军大将军永昌王拓跋健攻打建德，骠骑大将军乐平王拓跋丕攻打冀阳，都攻下来了。九月乙卯日，北魏主率领军队向西返回，迁徙营丘、成周、辽东、乐浪、带方、玄菟六个郡的百姓三万家到幽州。
燕国尚书郭渊劝燕王向北魏表示归顺，进献女子，请求做北魏的附庸。燕王说：“以前我们有过错，与北魏结下的怨恨已经很深了，投降归附只会自取灭亡，不如坚守志向再作打算。”
北魏主包围和龙的时候，宫中侍卫大多在战场上，行宫里的人很少。云中镇将朱受之谋划与南方人袭击并杀死北魏主，趁机进入和龙，从海路向南返回。他把这个计划告诉了冠军将军毛修之，毛修之没有听从，于是作罢。不久事情泄露，朱修之逃奔到燕国。北魏多次讨伐燕国，燕王派朱修之回到南方请求救援。朱修之从海路到达东莱，于是返回建康，被任命为黄门侍郎。
赵广等人进攻成都，刘道济环城固守。贼众聚集了很长时间，没见到司马飞龙，想散去。赵广害怕了，率领三千人以及仪仗队到阳泉寺，谎称迎接飞龙。到了那里，对僧人枹罕人程道养说：“你只要自称是飞龙，就可以坐享富贵，否则就杀头！”程道养惶恐害怕，答应了。赵广于是推举程道养为蜀王、车骑大将军、益、梁二州牧，改年号为泰始，设置文武百官。任命程道养的弟弟程道助为骠骑将军、长沙王，镇守涪城。赵广、帛氐奴、梁显以及他们的同党张寻、严遐都担任将军，侍奉程道养返回成都，部众达到十多万人，从四面围攻成都，派人对刘道济说：“只要把费谦、张熙送来，我们自然就会解围离去。”刘道济派中兵参军裴方明、任浪之各自率领一千多人出城交战，都战败而回。
冬，十一月乙巳日，北魏主返回平城。
壬子日，任命少府中山人甄法崇为益州刺史。
【内核解读】
元嘉九年（公元432年），南北朝格局下的多方势力在政治、军事与社会的交织中上演了一幕幕权力博弈的大戏。这一年的史事不仅勾勒出北魏、刘宋、北燕、吐谷浑等政权的生存策略，更暗藏着制度变革、民族矛盾与社会危机的深层线索，为理解魏晋南北朝的动荡与融合提供了鲜活注脚。
皇权巩固：制度仪式背后的权力逻辑
北魏与刘宋在这一年的政治动作，集中体现了皇权强化的共性追求。北魏拓跋焘正月尊窦氏为皇太后、立赫连氏为后、册立太子晃并改元“延和”，通过一系列礼制仪式完成权力传承的合法性建构。值得注意的是，五岁太子晃被赋予“录尚书事”之权，看似不合常理，实则是拓跋焘通过“子贵母死”制度外的亲情绑定，强化储君权威以稳定统治核心。而崔浩反对方士祁纤“改代为万年”的提议，坚持“代、魏并称”的旧制，则反映了北魏早期在“汉化”与“部族传统”之间的审慎平衡——既需借中原礼制巩固统治，又不愿彻底割裂与鲜卑旧部的历史联结。
刘宋方面，王弘进位太保与檀道济升司空的人事调整，看似是功勋封赏，实则暗藏宋文帝对权臣的制衡之术。王弘作为“华容文昭公”，虽“不营财利”却“轻率少威仪”，其病逝后的“家无馀业”与朝廷“特赐钱百万”的反差，既彰显了士族官僚的清谈底色，也暴露了刘宋皇权对功臣集团“恩威并施”的管控逻辑。而彭城王义康改领扬州刺史，更是文帝通过宗室掌控京畿要地的关键布局，为后续“元嘉之治”的权力集中埋下伏笔。
军事扩张与边疆博弈：北魏的战略推进与北燕的挣扎
北魏这一年的核心军事行动直指北燕。拓跋焘亲率大军围攻和龙（今辽宁朝阳），通过“发民三万穿围堑”的持久战策略，配合分兵攻略带方、建德、冀阳等城的战术，逐步压缩北燕生存空间。尽管燕军“数万人出战”，却遭“死者万馀人”的惨败，十郡太守李崇等降魏，最终北魏以“徙六郡民三万家于幽州”的方式完成对辽东地区的实质性控制。这种“军事打击+人口迁徙”的组合拳，既是北魏削弱对手的惯用手段，也为其后续经营东北边疆提供了人力基础。
北燕的应对则凸显了小国在强权夹缝中的困境。燕王拒绝尚书郭渊“送款献女为附庸”的建议，坚持“守志更图”，看似气节可嘉，实则反映了其对北魏“降附取死”的现实认知——此前赫连定被吐谷浑献魏后遭诛杀的前车之鉴，让北燕明白“僭逆”政权在北魏铁腕下难有生机。但仅凭“和龙死守”终究难抵北魏国力碾压，这场抗争更像是北燕灭亡前的最后挣扎（四年后北燕终为北魏所灭）。
边疆治理危机：刘宋益州之乱与民族矛盾爆发
刘宋益州的动荡成为这一年南方最严峻的社会危机。刺史刘道济信任奸吏费谦、张熙，推行“禁民鼓铸而贵卖铁器”的垄断政策，直接导致“商贾失业，吁嗟满路”，激化了官民矛盾。流民司马飞龙（实为许穆之）借氐王杨难当之力起事，虽初战即败，却点燃了蜀地积怨的导火索。赵广等人利用“司马殿下犹在阳泉山”的谣言聚众，甚至胁迫僧人程道养冒充司马飞龙建立政权，短时间内聚众十余万围攻成都，形成“涪陵、江阳、遂宁诸郡守弃城走”的全面失控局面。
这场叛乱的本质是边疆治理失当引发的“侨旧矛盾”总爆发。刘宋在益州的“聚敛兴利”不仅损害了土着民众利益，也触动了侨居士族的生存根基，导致“蜀土侨、旧俱反”。而费谦拒绝起用本地豪强氐奴、梁显的决策，更暴露了外来政权对地方势力的排斥心态。叛乱中“诈称晋室近亲”“改元泰始”等行为，则折射出东晋灭亡后蜀地民众对旧政权的怀旧情绪，成为南朝边疆治理中“合法性焦虑”的典型案例。
部族外交：吐谷浑的“献捷邀赏”与北魏的务实应对
吐谷浑王慕璝“送赫连定于魏”的举动，是这一年部族外交的关键事件。慕璝献俘后随即“上表求赏”，抱怨“爵秩虽崇而土不增廓，车旗既饰而财不周赏”，其诉求直白暴露了游牧政权“以战功换实惠”的生存逻辑。北魏公卿“贪求无厌”的评价虽显傲慢，却点出吐谷浑试图借献捷扩张领土的真实意图。拓跋焘的回应颇具政治智慧——以“金城、枹罕、陇西之地即与之”的承诺确认其既得利益，又以“绵绢随使疏数临时增益”的弹性政策避免固定赏赐的负担，最终导致吐谷浑“贡使稍简”，双方关系进入微妙平衡期。
这种“册封+有限赏赐”的外交模式，成为北魏处理与周边部族关系的范本：既承认对方对特定区域的控制权以换取名义臣服，又通过物质激励的松紧调节避免其势力过度膨胀。而刘宋对慕璝“都督西秦、河、沙三州诸军事”的册封，则是南朝试图拉拢西部部族制衡北魏的对应策略，反映了南北朝在边疆地带的隐性竞争。
结语：动荡中的时代底色
元嘉九年的历史图景，是魏晋南北朝“大分裂、大融合”的微观缩影。北魏通过礼制建设与军事扩张加速汉化与集权，刘宋在权力调整中埋下边疆隐患，北燕在绝境中坚守最后尊严，吐谷浑在大国间游走求存。这些事件背后，既有政权更迭的铁血逻辑，也有制度变革的艰难探索，更有民众在动荡中的生存挣扎。从北魏朝堂的礼制争议到益州街头的“吁嗟满路”，从和龙城下的厮杀到吐谷浑的上表求赏，各方势力的每一次选择都在重塑着南北朝的力量格局，为后续历史走向埋下伏笔。这一年的喧嚣与动荡，恰是那个时代“分裂中孕育统一，动荡中暗藏秩序”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