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33章 太祖高皇帝（2 / 2）

癸未日，汝阴太妃王氏去世，谥号为宋恭皇后。

当初，晋寿百姓李乌奴和白水氐人杨成等人侵犯梁州，梁州刺史范柏年劝说李乌奴投降，然后攻打杨成等人，把他们打败了。沈攸之造反的时候，范柏年派兵到魏兴，声称是去救援朝廷，实际上是在观望局势。事情平定后，朝廷派王玄邈代替他做梁州刺史，并下诏让范柏年和李乌奴一起回京城。李乌奴劝范柏年不要接受替代。范柏年还没拿定主意，王玄邈就已经到了。范柏年于是把李乌奴留在汉中，自己回到魏兴，徘徊不前。左卫率豫章人胡谐之曾经向范柏年要马，范柏年说：“马又不是狗，怎么能满足你没完没了的要求！”对待使者也很冷淡。使者回去后，对胡谐之说：“范柏年说：‘胡谐之是什么狗东西！要求没完没了！’”胡谐之因此怀恨在心，就在皇帝面前说范柏年的坏话：“范柏年仗着地势险要，聚集人马，想独占一个州。”皇帝让雍州刺史南郡王萧长懋引诱范柏年，说是要任命他为府长史。范柏年到了襄阳，皇帝本来不想追究，胡谐之说：“看见老虎抓住了，还能放它上山吗？”甲午日，皇帝赐范柏年死。李乌奴反叛，逃到氐人那里，投靠杨文弘，带领一千多氐兵侵犯梁州，攻陷了白马戍。王玄邈派人假装投降引诱李乌奴，李乌奴率领轻装部队袭击州城，王玄邈设下伏兵拦击，把李乌奴打得大败。李乌奴脱身再次逃到氐人那里。

当初，王玄邈担任青州刺史，皇帝在淮阴的时候，被宋太宗怀疑，想向北投靠北魏，就写信联络王玄邈。王玄邈的长史清河人房叔安说：“将军身负一方重任，无缘无故抛弃忠孝，三齐之地的百姓，宁愿跳到东海里去死，也不敢跟随将军啊！”王玄邈于是没有回复皇帝的信。等他卸任青州刺史回京城，路过淮阴时，他让军队戒备森严地直接通过。到了建康，他向宋太宗报告，说皇帝有不轨之心。等皇帝做骠骑将军的时候，征召王玄邈为司马，王玄邈非常害怕，但皇帝还是像当初一样对待他。等王玄邈打败李乌奴后，皇帝说：“王玄邈果然没有辜负我对他的信任。”房叔安担任宁蜀太守，皇帝赞赏他忠诚正直，想任用他为梁州刺史，不巧他生病去世了。

十一月辛亥日，立皇太子萧赜的妃子斐氏。

癸丑日，北魏派代理梁郡王拓跋嘉率领两名将领出兵淮阴，陇西公拓跋琛率领三名将领出兵广陵，河东公薛虎子率领三名将领出兵寿阳，护送丹阳王刘昶入侵南齐；答应刘昶，如果能恢复他的旧业，就可以世代在江南享受封邑，并且要向北魏称臣。蛮人首领桓诞请求担任先锋，北魏任命桓诞为南征西道大都督。义阳百姓谢天盖自称司州刺史，想带领全州归附北魏，北魏乐陵镇将韦珍带兵渡过淮河接应。豫章王萧嶷派中兵参军萧惠朗带领两千人，协助司州刺史萧景先讨伐谢天盖，韦珍掳掠了七千多户百姓后离去。萧景先是皇帝的侄子。南兖州刺史王敬则听说北魏军队要渡过淮河，就丢下镇守的地方回到建康，当地的士人百姓惊慌逃散，结果后来北魏军队竟然没来。皇帝因为王敬则是功臣，没有追究他。

皇帝辅佐刘宋的时候，派骁骑将军王洪范出使柔然，约定一起攻打北魏。王洪范从蜀地出发，经过吐谷浑，又历经西域，才到达柔然。到了这时，柔然出动十多万骑兵侵犯北魏，到了边境后又返回了。

这一年，北魏下诏让中书监高允讨论制定法律条令。高允虽然年纪很大了，但神志和见识都没有衰退。皇帝下诏，因为高允家境贫寒，生活清苦，让乐部的十名乐师每五天去高允那里一次，让他娱乐开心；早晚供应膳食，每月初一和十五送牛和酒，每月送衣服、丝绵和绢；高允进宫朝见的时候，为他准备坐几和手杖，还向他询问政治方面的事。

契丹莫贺弗勿干率领部落一万多人归附北魏，居住在白狼水以东。

“内核解读”

这段史料勾勒出南齐初年政治格局的复杂图景，其中权力更迭的血腥、制度调整的试探与边疆博弈的紧张相互交织，折射出中古王朝初创期的典型治理困境。

权力巩固：从清算到建制的双重逻辑

萧道成代宋建齐后的一系列操作，尽显新政权的生存智慧。诛杀贪腐的北魏地方官与整肃候官制度，看似是吏治革新，实则暗含对官僚系统的权威重塑——通过剔除“贪残不法”者与冗余监察力量，既消解旧有权力网络的阻力，又以“谨直者防逻街衢”的轻简模式赢得民心。这种“减法改革”在南齐表现得更为直接：限制将帅部曲、断绝私人募兵，本质是将军事力量收归中央；而对宋室宗亲的选择性屠杀（“无少长皆死”与“遵考之族独得免”），则暴露了权力清洗中“斩草除根”与“分化拉拢”的辩证术。

何点对褚渊、王俭“不赖舅氏，遑恤国家”的嘲讽，道破了南朝门阀政治的底色。这些兼具皇亲与士族双重身份的辅政者，既是新政权合法性的背书者，又是潜在的权力制衡者，这种矛盾性在王俭劝阻“立符伍”的谏言中尤为明显——他以“谢安所谓‘不尔何以为京师’”为由否定基层管控，实则维护了士族阶层在京城的隐性特权。

边疆博弈：南北对峙下的策略弹性

北魏与南齐的边境较量呈现出“文攻武备”的特点。萧道成预判北魏会以“纳刘昶为辞”南侵，特意调任垣崇祖镇守寿阳，体现对战略要地的精准把控；而北魏以刘昶为“复国旗帜”，联合蛮酋桓诞、策反谢天盖，试图从军事与政治层面瓦解南齐边防，反映出其“以汉制汉”的统战思维。

交州与沙州的处置则展现了柔性治理的另一面。李叔献以武力拒纳宋廷刺史，南齐却“曲赦交州”并承认其刺史地位；北魏接纳杨广香投降并任命为沙州刺史，均说明在中央控制力薄弱的边疆地带，“承认既成事实”比强行征讨更具实效。这种“羁縻策略”与内地的严苛统治形成鲜明对比，构成中古边疆治理的二元模式。

制度转型：传统与现实的拉锯

从北魏罢黜候官到南齐放弃“符伍制度”，可见官僚体系改革中的路径依赖。北魏候官“重罪受赇不列，轻罪吹毛发举”的弊端，与南齐“建康居民舛杂”的治理难题，本质都是中央集权与基层复杂性的冲突。王俭引用谢安名言反对户籍管控，看似保守，实则点出大城市治理的特殊性——京师作为“四方辐凑”之地，其活力恰恰源于一定程度的“失序”，这种对治理弹性的认知，超越了简单的“严控”思维。

北魏高允议定律令与柔然、契丹的动向，则暗示着更深远的历史线索。高允作为汉族士大夫代表参与北魏立法，体现鲜卑政权的汉化倾向；而柔然十万骑寇边与契丹部落归附，既反映北方民族政权的势力消长，也为后来隋唐的民族融合埋下伏笔。

结语

这段历史的价值，在于展现了政权更迭期的“过渡性特征”：既有暴力清算的残酷，也有制度调试的理性；既需应对外部威胁，又要平衡内部利益。萧道成、北魏孝文帝（虽未直接出场但政策延续）等统治者的选择，看似偶然，实则是中古中国从门阀政治向中央集权过渡的必然探索，其经验与教训，深刻影响着后世的治理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