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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九回 红土承薪火 足迹印初心(2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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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访当年的兵工厂遗址时,周仁杰在一堆废铁里发现了一个生锈的枪管。他用手帕擦拭着枪管上的纹路,突然激动起来:“这是我们自己造的‘独一撅’,枪管是用农具改的,子弹里掺着铁砂,打出去像散弹枪。”他指着旁边的石碾:“当年我们就在这碾子上压火药,妇女们把嫁妆里的银饰捐出来,熔了做弹头,说‘银弹头打敌人,才解恨’。”遗址旁新立了一块纪念碑,刻着“黔东神兵兵工厂遗址”,周仁杰在碑前驻足良久,轻轻拂去碑上的尘土。

在沙子坡的敬老院里,周仁杰见到了当年的神兵战士田大爷。八十岁的田大爷耳朵已聋,却能看懂老人的口型。当周仁杰比划着当年的操练动作时,田大爷突然站起来,举起拐杖当长枪,嘴里发出“砰砰”的枪声。两个老人手拉手坐在屋檐下,田大爷用布满老茧的手在周仁杰掌心写字,老人的掌心很快被汗水浸湿,却牢牢记住了“红军”两个字。阳光透过屋檐的缝隙落在他们身上,像盖了一层温暖的棉被。

最让周仁杰动容的,是沙子坡新建的革命事迹陈列室。墙上挂着当年战士们的照片,玻璃柜里陈列着锈迹斑斑的兵器和遗物。他在一个玻璃柜前停住脚步,里面放着一个褪色的红绸包,包着半块弹片——这是当年从战友伤口里取出来的。“他才十八岁,”周仁杰轻声说,“突围时他把战马让给老乡,自己拉着敌人往悬崖跑,最后抱着敌人滚了下去。”他从口袋里掏出一颗红星徽章,轻轻放在展柜上:“孩子,你看,红星还亮着,我们没有忘记你。”

离开沙子坡时,漫山的杜鹃花开得正盛。周仁杰让司机把车停在山口,望着当年战斗过的山峦,突然说:“把我的骨灰撒在这里吧,跟牺牲的战友们做个伴。”随行的人红了眼眶,老人却笑了:“这里的山好水好,还有乡亲们陪着,我乐意。”车下山时,周仁杰望着窗外掠过的红旗,突然哼起了当年的歌谣:“沙子坡,万人吼,跟着红军跟党走……”歌声混着风声,在黔东的山谷里久久回荡。

张铚秀:稳坪的炊烟未散

1992年深秋,稳坪镇的稻田里堆满了金黄的稻垛。张铚秀走进村口时,正在打谷的乡亲们纷纷放下农具,围了上来。七十岁的王大爷捧着一碗新米:“张司令,尝尝今年的新米,这稻种还是当年红军留下的呢。”老人接过碗,米粒的清香扑面而来,他放进嘴里慢慢咀嚼:“跟当年一个味,就是比那时候的饱满多了。”

在当年的红军粮仓旧址,张铚秀摸着墙上的标语“节约粮食支援前线”,突然陷入沉思。1934年冬天,他在这里当粮秣员,为了保护粮仓,带着战士们与敌人周旋了三天三夜。“当时粮仓里只有三百斤谷子,”老人指着墙角的草堆,“我们把谷子藏在草堆下,自己嚼着树皮守在这里,敌人搜查时,我抱着草堆哭,说这是乡亲们的救命粮。”墙角的砖缝里还嵌着细小的谷粒,张铚秀用手指抠出一粒,放在手心:“这就是当年的种子,埋在土里能发芽,种在心里能开花。”旧址旁新立了一块纪念碑,刻着“红军粮仓遗址”,他在碑前深深鞠躬,仿佛在向当年守护粮仓的战友们致敬。

稳坪镇的老油坊还在运转,木榨撞击的声音沉闷有力。张铚秀走到油坊前,看着工人把油菜籽倒进石槽,突然说:“当年我们就在这油坊里开秘密会议,油坊的轰鸣声能掩盖说话声。”他指着榨油机旁的小窗口:“我就在这里放哨,看到可疑人员就咳嗽三声,里面的人就假装榨油。”油坊老板端来新榨的菜籽油,油香混着烟火气,张铚秀蘸着油抹在手上:“当年我们的伤口发炎,就用这菜籽油抹,比药膏还管用。”

在稳坪中学的教室里,张铚秀见到了一群正在学党史的学生。黑板上画着红军长征路线图,红色的箭头穿过黔东大地。老人走到黑板前,指着稳坪的位置说:“当年我们在这里休整了七天,战士们帮乡亲们收稻子,教孩子们认字,临走时把仅有的课本都留下了。”他从包里掏出一本泛黄的《红军识字课本》:“这是当年的课本,现在送给你们,要好好读书,别辜负了当年的期望。”孩子们齐声说“谢谢爷爷”,声音清亮得像山间的溪流。

离开稳坪的前一天,张铚秀执意要去当年的战场看看。山路崎岖,警卫员想扶他,老人却摆摆手:“当年我能跑着追敌人,现在走几步算什么?”在一片开阔的山坡上,老人找到了当年的战壕遗迹,泥土里还能捡到生锈的弹壳。他蹲在战壕里,比划着当年的战斗姿势:“我们当时就趴在这儿,敌人的子弹嗖嗖地从头顶过,我身边的小战士才十六岁,牺牲时手里还攥着没吃完的野果。”夕阳落在老人身上,他的影子被拉得很长,像一座沉默的丰碑。山坡上新立的纪念碑刻着“稳坪战斗遗址”,他轻轻抚摸着碑体,仿佛在触摸那段烽火岁月。

回北京前,张铚秀把自己的军功章捐给了稳坪纪念馆。在捐赠仪式上,老人说:“这些军功章不属于我,属于黔东的乡亲们,属于牺牲的战友们。”当纪念馆馆长给他颁发收藏证书时,张铚秀指着墙上的红军标语说:“要让后人记住,我们当年打仗,不是为了勋章,是为了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

陈靖:红土地的笔墨未干

1993年谷雨,印江县城的老街上飘着墨香。陈靖背着帆布包走进当年的苏维埃文化部旧址时,阳光正透过雕花木窗,在青石板上投下细碎的光斑。老人抚摸着墙上斑驳的标语,突然从包里掏出纸笔:“当年我们就是在这墙上写标语,用的是锅底灰调桐油,写‘打倒土豪劣绅’这几个字时,墨水总不够用。”他蹲在地上,用手指蘸着清水写字,笔画间还带着当年的力道。旧址旁立着一块“黔东苏维埃文化部遗址”纪念碑,碑上的字迹刚劲有力,是当地书法家用朱砂题写的。

作为随军作家,陈靖对黔东的文字记忆格外深刻。在纪念馆的展柜前,他盯着一张泛黄的油印报纸出神,那是1934年出版的《黔东特区报》,报头的毛笔字苍劲有力。“这是我当年刻的版,”老人指着报缝里的小插图,“画的是红军帮乡亲插秧,刻到半夜手都麻了,第二天战士们争着要报纸,说能认字还能学道理。”他忽然转向身边的年轻讲解员,从包里掏出一本手稿:“这是我整理的《黔东红军故事》,里面的每个字都有来历,你要讲给娃娃们听。”

走访当年的红军宣传队驻地时,陈靖在一间土屋里发现了墙上的涂鸦。模糊的线条勾勒出红旗、步枪和笑脸,角落里还有歪歪扭扭的“红军万岁”。“这是小战士们画的,”老人笑着说,“当年宣传队的娃娃兵最大的十五岁,最小的才十二岁,白天唱歌演戏,晚上就在墙上画画,说要让乡亲们一看就明白红军是好人。”屋檐下的石臼里,还留着当年捣颜料的痕迹,陈靖伸手摸了摸,指尖沾着细碎的红土:“这是用红土捣的颜料,画出来的红旗风吹日晒都不掉色。”

在印江中学的教室里,陈靖给孩子们上了一堂特殊的语文课。他拿出当年的识字课本,教孩子们读“工农兵”“打土豪”:“当年我们教乡亲们认字,就从这些字开始,一个字一个字地教,说‘认字才能明道理,不受地主骗’。”一个扎羊角辫的小姑娘举起手:“爷爷,红军叔叔为什么要教穷人认字呀?”陈靖摸了摸孩子的头:“因为知识就是力量,穷人有了知识,才能真正站起来。”窗外的玉兰花开得正盛,花瓣落在课本上,像印上了淡淡的香痕。

最让陈靖牵挂的,是当年帮他誊抄文稿的李大爷。当他走进山腰的土屋时,八十岁的李大爷正坐在门槛上晒纸。见到陈靖,老人颤巍巍地捧出一摞泛黄的纸:“这是当年你让我抄的传单,我一直收着,纸都快烂了。”纸张上的字迹歪歪扭扭,却一笔一划写得认真,陈靖拿起一张,上面印着“分田分地真欢喜”的歌谣:“当年就是靠这些传单,让乡亲们知道红军是来帮穷人的。”李大爷突然哭了:“你当年说要写我们的故事,我等了一辈子,就想看看书里有没有我的名字。”陈靖握着老人的手:“有,每个帮过红军的乡亲,都该被写进书里。”

离开印江时,陈靖把自己的钢笔留在了纪念馆。笔杆上刻着“为人民写作”五个字,笔尖还留着墨水的痕迹。他在留言簿上写道:“黔东的红土地里,埋着最动人的故事,我要用余生把它们都写出来。”汽车驶离县城时,街上的孩子们举着自己写的“红军爷爷再见”的纸条,陈靖摇下车窗,看着渐渐远去的红土地和路边的纪念碑,突然觉得笔下的文字都有了温度,那些沉睡在岁月里的故事,正在新的时代里慢慢苏醒。

贺捷生:父亲的足迹未远

1995年仲夏,红二六军团会师纪念馆的红旗在风中猎猎作响。贺捷生捧着父亲的铜像,一步步走上台阶,阳光落在她的白发上,映出细碎的金光。“父亲,我们回家了,”她轻声说,指尖拂过铜像上的衣襟褶皱,“您当年战斗过的地方,我们来看了。”纪念馆前的广场上,“贺龙同志在黔东”纪念碑庄严肃穆,碑体上的浮雕再现了当年贺龙指挥战斗的场景。贺捷生在碑前献上鲜花,深深鞠躬,花香与阳光交织,仿佛父亲的气息从未远去。

在木黄会师旧址的展厅里,贺捷生停在一幅油画前久久伫立。画中贺龙握着王震的手,身后的战士们正忙着生火做饭,炊烟袅袅升起。“这是1934年10月24日,”她轻声讲述,“父亲提前三天就派战士打扫会场,说‘红六军团的同志一路辛苦,要让他们喝上热粥’。那天他特意穿了件新洗的灰布军装,领口的风纪扣扣得严严实实。”她指着画中一个抱着孩子的妇女:“那是当地的乡亲,父亲让她给战士们缝补衣裳,还把自己的战马让给伤员骑。”

走访当年的红三军司令部旧址时,贺捷生推开一扇吱呀作响的木门,屋里的八仙桌还是当年的旧物,桌面上的划痕里嵌着细小的木屑。“父亲就在这桌上办公,”她伸手比划着,“左边放着地图,右边是公文包,晚上就在桌旁的竹榻上睡觉,说这样有情况能随时起身。”墙角的马灯突然被风吹得晃动起来,光影在墙上跳跃,贺捷生仿佛看到了父亲灯下批阅文件的身影,烟斗的火星在黑暗中明明灭灭。旧址旁的“红三军司令部遗址”纪念碑上,刻着父亲当年题写的“为人民服务”,她轻轻抚摸着字迹,指尖传来石碑的微凉。

在黔东特区苏维埃政府旧址,贺捷生见到了一群穿着红军服的小学生。孩子们正在排练《贺龙军长的故事》,扮演贺龙的小男孩挺着胸膛,学着当年的样子说:“我贺龙打仗,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过好日子!”贺捷生走到孩子身边,帮他系好腰间的红绸带:“你知道吗?当年你爷爷的爷爷,就是跟着贺龙军长闹革命的,他们都是英雄。”孩子们围着她叽叽喳喳,问着当年的故事,阳光透过窗户落在他们脸上,像撒了一层金粉。

最让贺捷生动容的,是当年掩护过贺龙的刘奶奶。当她走进低矮的土屋时,九十岁的刘奶奶正坐在火塘边纺线。见到贺捷生,老人浑浊的眼睛突然亮了:“你长得真像你爹,当年他在我家养伤,总帮我劈柴挑水,说‘老人家辛苦,我们年轻人多干点’。”刘奶奶从枕头下摸出一个布包,里面是半块银元:“这是你爹留下的,说等革命胜利了,让我用它买头牛。”贺捷生接过银元,指尖传来冰凉的触感:“我们欠乡亲们太多了,父亲常说,没有黔东的乡亲,就没有当年的红军。”

离开黔东的那天,贺捷生特意去了乌江渡口。江风吹起她的衣角,老人望着奔腾的江水,对岸的“红军渡”纪念碑在阳光下格外醒目。她突然低声说:“父亲,您看这乌江还是那么急,这山还是那么青,乡亲们的日子好过了,您可以放心了。”她让随行的人拿来纸笔,在江边写下“精神永驻”四个大字,墨迹很快被江风吹干,却像刻在了每个黔东人的心里。轮船鸣笛启航时,岸上的乡亲们举着“贺龙军长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的标语,贺捷生站在甲板上,对着岸边的纪念碑深深鞠躬,直到故乡的山峦变成天边的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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