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7章 西伯利亚大“撤退”（2 / 2）
这些传单用词直白，摒弃了复杂的意识形态说教，直击人性最基本的生存需求，它们如同冬季的第一场雪片，被炮兵部队用特制的宣传弹漫射向红军阵地的上空，或是被“金雕”战斗机低空掠过时，成捆地抛洒向城市和后方。
传单上的内容，像淬毒的匕首，精准地刺向红军士兵最脆弱的神经：
“俄罗斯的士兵们！你们‘伟大’的统帅们，早已把你们像丢弃垃圾一样，抛弃在这西伯利亚的冰天雪地里等死！看看你们身边倒下的战友，他们是因为饥饿和严寒死去的，而不是为了什么虚无缥缈的‘世界革命’！”
“放下你们那打光了子弹的步枪，走到我们这边来！你们将立刻得到热腾腾的菜汤、厚厚的黑面包、温暖的棉衣和军医的救治！战争，对你们个人而言，已经结束了！”
“想想你们远在俄罗斯乡村的家人、父母、妻子和孩子！他们日夜祈祷，期盼着你们能活着回去，而不是收到一张冰冷的‘失踪’或‘阵亡’通知书！”
起初，效果并不显着，红军政委和内务部特别处人员的弹压依然严厉而血腥，任何被怀疑有动摇迹象的士兵，都可能被就地枪决以儆效尤。
但随着城内和阵地上补给情况的持续恶化，饿死冻毙的人越来越多，恐惧的天平开始倾斜。
一些前沿阵地的红军士兵，开始趁着夜色和巡逻间隙，冒着被自己人打冷枪的风险，偷偷爬过冰冷泥泞的无人地带，举着双手，踉踉跄跄地奔向德军阵地闪烁的篝火，往往只为了换取一块能填饱肚子的黑面包，或者一碗能暂时驱散寒意的热汤。
埃尔温·隆美尔上校，这位永远将指挥位置放在最前沿的将领，自然不会满足于仅仅散发传单。他将他的机动指挥所——一辆改装过的Schwerteisen半履带装甲，开到了距离红军阵地不足千米的一个隐蔽洼地。
他不仅命令手下用缴获的扩音器持续播放录制好的劝降信息，更常常亲自抓过话筒。
用他那带着浓重斯瓦本口音、语法错误百出但努力模仿的俄语，向着对面死寂的堑壕喊话，声音在寒冷的空气中传得很远：
“对面战壕里的俄罗斯兄弟们！我是德意志国防军的埃尔温·隆美尔上校！我知道你们现在又冷又饿！”
“我也知道，你们和我的士兵一样，都是勇敢的军人！但是，真正的勇敢，不应该浪费在毫无意义的牺牲和冻饿而死上！看看我们这边！”
他的喊话往往会刻意停顿，与此同时，德军阵地上会适时地点燃几堆格外明亮的篝火，火上架着行军锅，里面翻滚着热气腾腾的汤食，德国士兵们围坐在火堆旁，故意大声说笑，啃着面包。
“热汤！面包！还有能救命的篝火！和不少酸菜和酸黄瓜（俄德都好这口），过来吧！我以德意志军官的荣誉向你们保证，你们将得到人道的对待和安全！”
这种极具冲击力的现场“直播”，对于对面那些在黑暗和寒冷中饥肠辘辘、瑟瑟发抖的红军士兵来说，其诱惑力是毁灭性的。
赫尔曼·霍特将军指挥的装甲部队，则巧妙地将劝降与他们的机动优势结合起来。
他的坦克和半履带车群在相对干硬的地段依旧保持活跃，常常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突然出现在那些陷入孤立无援境地的红军小股部队侧翼或后方。
在形成战术包围后，他们并不急于用坦克炮和机枪将这些可怜人粉碎，而是通过随军的翻译人员，用扩音器进行喊话劝降，给予对方一个体面投降的机会。
而哈索·冯·曼陀菲尔中校，这位隆美尔麾下以勇猛和战术灵活着称的指挥官，更是将劝降玩出了花样。
他的快速突击集群在一次漂亮的、深远的迂回穿插后，成功地包围了一个红军步兵团的主力。
他没有立即下令发起总攻，而是精心挑选了一名被俘的、军衔较高且在团内有些声望的红军少校，让他吃饱喝足，带着曼陀菲尔的亲笔劝降信和几大口袋面包，返回了被包围的红军阵地。
几个小时的心理煎熬和内部争论后，这个早已断粮多日、士兵们连举枪的力气都快没有的步兵团，在团长本人的带领下，几乎是排着还算整齐的队列，成建制地向曼陀菲尔投降。
在更高的战略层面，埃里希·冯·曼施坦因元帅则与沙俄流亡政府及白军代表紧密合作，精心策划着更具分量和长远影响的劝降行动。
他们通过那些投降过来的前红军军官、以及潜伏在对方内部的特工建立起来的秘密渠道，尝试联系红军内部一些对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和斯大林的残酷手段产生怀疑、或者单纯对现状感到绝望的中高级指挥官。
隐晦地承诺在战后新的“俄罗斯秩序”中给予他们安全保障甚至权力，条件是他们能在关键时刻率领部队阵前倒戈，或者至少是消极抵抗。
虽然这样的“高级别”策反成功的案例凤毛麟角，并且充满了欺骗与反欺骗的陷阱，但每一次哪怕只是传闻中的成功，都在红军那本就千疮百孔的防线上，撕开了一个更大的恐惧和背叛的裂口。
就在地面上的心理攻势和劝降工作如火如荼地进行时，帝国的空中力量，这支已然占据绝对制空权的死神之翼，也没有闲着。
赫尔曼·戈林，这位帝国航空总监，为了向陆军那些他私下里讥讽为“脑子里只有泥浆和堑壕的老古董”们进一步证明空军无可替代的价值。
同时也为了满足自己内心深处那份对于亲临前线、感受战争脉搏与刺激的强烈渴望，竟然出人意料地跑到了东线前线，临时“客串”起一个“游隼”俯冲轰炸机中队的指挥官。
他穿着一身剪裁极其合体、几乎一尘不染的定制皮质飞行夹克，胸前四个闪闪发光的勋章几乎要晃瞎地勤人员的眼睛，站在野战机场那泥泞的跑道旁，对着面前一群表情各异的飞行员们，进行着他那充满戏剧张力和个人表演色彩的战前动员：
“小伙子们！抬起头，看看你们头顶这灰暗的天空！它是属于我们德意志雄鹰的！再看看
“他们以为躲在地下像老鼠一样就能逃避命运的审判吗？不！我告诉你们，不！”
他挥舞着戴着皮手套的拳头，声音洪亮，“在帝国空军精准的炸弹和无畏的勇气面前，他们无所遁形！今天，就让我，赫尔曼·戈林，亲自带领你们，用我们机翼下的死亡之雨，告诉他们什么叫做来自天空的绝望尖叫！为了帝国的荣耀，为了皇帝，为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功勋，起飞！”
随着戈林一马当先、动作略显笨拙却气势十足地爬上他那架特别涂装的个人标志，在机群中格外显眼的“游隼”俯冲轰炸机，整个中队的飞机依次咆哮着冲上阴沉寒冷的天空。
戈林本人虽然并非最顶尖的王牌飞行员，他的飞行技术更多带着一种炫耀和蛮勇，但他的存在极大地刺激了手下飞行员的士气和表现欲。
他们在鄂木斯克周边以及向东延伸的广阔区域上空盘旋，寻找着任何有价值的目标。
当“游隼”那令人毛骨悚然的尖啸声，从云层中由远及近传来时，地面上的红军士兵无不魂飞魄散，丢下手中一切，惊慌失措地寻找任何可能的掩体，那种对未知死亡的恐惧，远比直面地面的坦克更加折磨神经。
戈林亲自参与并指挥了对鄂木斯克以东约五十公里处的一个红军师级预备队，试图利用夜晚进行隐蔽集结区域的空袭。
他驾驶着座机，以一种近乎鲁莽和炫耀的姿态，带头进行俯冲。
将机腹下挂载的250公斤炸弹，以一种还算精准的方式，投掷在了人群看起来最密集的中心区域。
剧烈的爆炸和气浪瞬间将人体、武器和周围的树木撕碎、掀飞，紧接着，后续跟进的“游隼”们依次俯冲投弹。
这次短暂而猛烈的空袭，不仅从物理上摧毁了一支本可用于稳定战线的宝贵预备队，更在心理上，给了本就摇摇欲坠、依靠最后一点纪律性维持的红军防线沉重一击，加速了其崩溃的进程。
戈林带着机群安全返回基地后，立刻得意洋洋地向柏林大本营和皇帝陛下发去了充满邀功意味的电报，用他惯有的夸张语气宣称，他的这次“亲临指挥”和“英勇行动”。
“极大地震撼了俄国人的抵抗意志，为陆军弟兄们的推进扫清了关键障碍”。
政治劝降的“糖衣炮弹”，配合着空中打击的“钢铁骤雨”，再加上饥饿和寒冷这两把无情锉刀的持续切割，红军在西西伯利亚地区本已脆弱不堪的防线，终于像一座内部被蛀空的堤坝，开始发生连锁反应般的、无法遏制的大崩溃。
从十月中旬开始，到十一月初寒流彻底笼罩大地，投降的红军士兵数量开始呈现指数级的恐怖增长。
最初还只是零星的、三五成群的逃兵，很快演变成成排、成连规模的集体投降，再到后来，整营、整团地放下武器，军官带着士兵，如同潮水般涌向德军阵地，只为了那口能活命的热汤和能保暖的毯子。
德军匆忙设立起来的临时战俘营很快人满为患，铁丝网内挤满了面黄肌瘦、眼神麻木的人群，后勤官们焦头烂额，不得不紧急征用更多的场地和物资来应对这“幸福的烦恼”。
根据联军司令部战后并不完全精确的统计，仅仅在这短短二十多天的时间里，主动投降或被俘的红军官兵总数，达到了惊人的四十五万人！这个数字背后，是红军西方方面军事实上的终结。
如此大规模、迅速的崩溃，使得德军前线部队在向东推进过程中，遭遇的有组织、成建制的抵抗急剧减少，许多地段甚至出现了真空，古德里安和坐镇后方的曼施坦因元帅，几乎是立刻就嗅到了这千载难逢的战机。
“全线前进！抓住机会，全力向东推进！” 命令从最高统帅部迅速下达至每一个作战单位。
原本因为泥泞和红军抵抗而几乎停滞的战线，突然之间像解除了束缚的弹簧，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东“流动”起来。
德军的坦克、装甲车和步兵队伍，很多时候几乎是以武装行军的速度，在几乎没有遇到像样抵抗的情况下，如同犁地般横扫了鄂木斯克以东近两百公里的广阔地域。
一座座几乎空虚无备的城镇、村庄、火车站和交通枢纽，被德军兵不血刃地占领，插上帝国的黑鹰旗，速度之快，甚至让后勤部队和跟进的沙俄行政人员都感到措手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