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9章 吴超凡盖毛相助房子装修 生活稳定双脚落地此生何求（1 / 2）

一九八二年我在广鹿高三连服役期间，看《旅大日报》知道大连有个侯家沟街道。那是一则坏消息，两个歹徒将侯家沟派出所两名警察残忍杀害，后被绳之以法，得到应有的惩罚。我以为侯家沟位于偏远郊区，实际上坐落于市区之内：东临沙河口火车站，南傍大连机车车辆厂，西与春柳毗邻，北靠车家村。

这些年我坐火车往来于大连，都经过侯家沟。侯家沟已有三百年历史，比青泥洼还早一百年。清朝康熙六年（1667年），侯氏祖先侯世秋从山东即墨县带妻儿来这里安家落户，因此得名。在我的印象里，这里除了荒草就是石头，路北土坡上，栽地瓜种苞米还有片片苹果树，零零星星的老房子参差不齐。近年来，大连新型集团对侯家沟进行全面拆迁改造，兴建大片住宅楼，缓解了本区域市民住房紧张问题，美化环境和市容市貌。以南北贯通的敦煌街为界，西侧毗邻春柳为侯一小区，东侧与香炉礁接壤为侯二小区，止于华北路车家村。西北路北侧，一座宏伟气派的七层楼房，是侯家沟住宅区样板楼。楼顶上的“大连新型集团”六个红色大字，格外醒目。所幸我们得到的一套住房，就在这座大楼之内。

大楼建成四年，是座新楼。楼下两层是公建房，除了沙河口区图书馆和沙河口技术监督局，其他面积都在闲置。大楼呈马蹄型设计，正面住宅朝南，两侧边厢住宅朝向东西，两端是通向三楼的露天楼梯。三楼是环形露天平台，除了供住户上下楼往来走动，也是居民们活动的公共场所。

平台上面六座门洞，正面四座两厢各一座。从三楼到七楼一共五层住宅，居住六十余户和二百多个居民。我们的住房在西厢三楼外侧六门洞，东窗正对楼梯口，建筑面积不足五十平方米，半个火车车厢大小。一进门是八平方米小客厅，面东是六平方米厨房，中间是过道和厕所。大屋十二平方米，窗外是公建平台，可以晾衣服、放杂物。和物业有关系的住户，都在平台上装修了封闭阳台。

装卸工把东西搬上三楼，给钱后走人。我们的全部家当，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除了一口立柜和一张床，几大包被褥衣物等，再是几十捆书籍。居民们以为那些书是瓷砖，大惑不解，说：“你们连房子钥匙都没拿，着什么急搬家？”

他们哪里知道，我还没进过房子里面呢，只好编个理由搪塞过去。

搬离天津街，姨姐和刘绣都来帮忙，亲情回归也在搞“大器晚成”。我也享受到“亲戚远来香”了，可惜岳父去了天国。我窃喜：天上能掉下个林妹妹，也能掉下座房子。在左邻右舍的围观下，女儿兴冲冲开门，我持照相机拍照。

我高兴的太早，使尽浑身解数，无论如何拧不开门锁。我怕把钥匙拧断，去物业找来了管理员。他一边用脚狠踹一边咒骂，如同念叨“芝麻开门”，轻易将门锁拧开。我以后开门，只踹不骂或者只骂不踹，也休想把门打开。

建筑垃圾堆满屋内，灰尘半寸厚，大家干了四个小时清理干净。搬进全部家当，已近黄昏。到后街“吉友饭店”吃饭，既是乔迁之喜也算“温锅”。刘萤花光最后三百元钱，如同砸锅卖铁。回家了，我想放松一下搓把脸，脸上危险三角区鼓出一个脓包。我似被歹徒用刀抵住脖子，不敢轻举妄动，手指头小心翼翼绕过脓包。有家的日子刚刚开始，千万不能捅破了感染大脑一命归西。

五十多年前，爷爷三十五岁去边外，奶奶三十一岁，父亲十三岁，姑姑八岁，老叔三岁。最让他自豪的是当初四口人，二十年之后带回一大家子人。

我用了二十年时间走出小西山，用了五年时间走出高三连，用了十三年时间走出天津街。我四十五岁，刘萤三十六岁，女儿十三岁。二十三年前我一个人出来当兵，现在不但有了老婆孩子，在大连也有了自己的房子。我同样没激动得嚎啕大哭，也没跪地叩头，更没连续翻跟斗。人们说我，你凭三室一厅的好房子不要，哪怕要两室一厅也行。这不过是暂时，我靠奋斗和努力，一定会有所大房子好房子。连蚂蚁都不断搬家，难道我还不如蚂蚁？此生决不会只搬这一次家。

这些年，不知道多少人在我们面前炫耀自家房子，多大面积房间大小，大屋多少平（方）厨房多少平（方）厕所多少平（方）走廊阳台多少“平”。没人听我们“讲平”，倒是来了两个“设计师”，在屋子里指指点点，这儿要砸那儿要改，个个都是破拆专家。按他们的设计去砸去改，整座大楼得成为一片废墟。

我在厅里水泥地上铺了张草垫子睡觉，不再和妻子女儿挤在一张床上。虽然厅里很冷地面很凉没有阳光，毕竟是自己的家。小西山有句老话说，“傻小子凉炕，权仗活力旺”，我虽然已经四十岁出头，这句话对我来说仍不过时。

住在自己家里，如同被关进一个与世隔绝的福地，一时难以适应。我终日不知道该想什么该做什么，没了思想也没了想像。我每天有记忆的活动，是一次次去卫生间撒尿，舀了浴盆里混合铁锈的水一次次冲刷厕所。我对颜色的记忆，只剩下马桶里混合黄色尿液的泡沫。我对运动的记忆，是从小客厅到厨房再到大屋里来回走。找一瓶墨水，也能从厅里往大屋走几十趟。从天津街带来的记忆，早晨被照进厨房的一缕阳光冲淡，再被夕阳撒进大屋里的一片蒙胧屏蔽。

时间是一张玻璃纸，生命简单而透明。房子是我的天堂、伊甸园、仙山琼阁、西沙岗子、沙湾底、南洪子、狐狸的洞穴、鸟儿的天空、鱼儿的海洋。

刘萤上班女儿上学，除我之外另一个活物，是浴缸里一条劫后余生的鲤鱼，谁送来“温锅”没被“刀俎”。那鲤鱼异常冷静，整日一动不动凝神沉思。

天津街处于城市中心，公交线路四通八达，方便快捷。侯一小区交通极为不便，乘车去市内，往北走两站路去车家村车站。往南穿越西北路，乘坐“613”路公交车。没进行改造的“疏港路”，路面凸凹不平车来车往没画斑马线，行人还得冒生命危险。“613”是附近唯一的公交车，高峰时段人山人海。拼死拼活挤到车上，如同在瓦房店挤上到永宁的公共汽车，心里顿时踏实下来。路面凸凹不平，坐在公共汽车上如同坐登陆艇，在六、七级风浪中颠簸起伏。

大道往南是铁路，铁路对面是机车车辆厂和大庆街。从早到晚，一趟趟南来北往的火车，代替了天津街熙熙攘攘的人群。火车产生的噪音，取替了小贩子们的叫卖声和嘈杂的人声。每当窗户震动，我赶紧伏到西屋窗口，目送一列列火车东来西往。归来的列车到达终点站，从大连站始发的列车，去往四面八方。

我坐了三十多年火车，半点不比常年当盲流的“母狗子叔叔”董亮逊色。每次列车我乘坐过许多次，无不勾起我对不同年代不同境遇的回忆。火车过了周水子火车站，才算进入大连地界，偶尔看见一座小楼。过了沙河口火车站，人口逐渐密集楼房增高鳞次栉比，正式进入市区。那当时，我多么羡慕居住在铁路两旁的人们，在家里从早到晚看火车，听见火车鸣笛声。尤其被火车头喷吐的浓烟，将楼房笼罩得头影不露，是多么自豪惬意！我要是住在铁道边上，这辈子就没白活。让我选择住处，靠铁道越近越好。那当时我哪敢想。

从蒸汽机车内燃机车再到电气机车，无不见证时代的脚步和历史发展。在铁路工作的人“吃两条线”，我也被“两条线”吃了几十年。我往家里带的东西，顺铁路能从大连摆到瓦房店。我花的车票钱按十元面额计算，顺铁路也能从大连铺到瓦房店。南来北往的每列火车上，仿佛仍乘坐一个不同时期的董太锋。

归去的董太锋大包小裹，归来的董太锋两手空空。列车在这里交会，我眼前总出现一幅漫画：两个董太锋从车窗里伸出头，这一个归心似箭和另一个打招呼：老伙计，我又回去了！另一个无精打采地回答：老伙计，我也回来了……

广鹿岛和小西山都不算我的家，我一直在表演独角戏“家在腿肚子上”。我被火车劫持了二十多年，终于被遗弃在铁道边上。归去来兮，没了董太锋的列车，在我眼里只算空车。如果远离铁道边，也许什么事都没有，现在，倒加剧我的乡愁与牵挂。“春晚”一曲《常回家看看》，把亿万游子的乡愁搅成惊涛骇浪。为了让火车带走我对家乡的思念，我天天横穿车来车往的西北路，来到铁道边，看车窗内幸福的人们一闪而过。铁道和马路中间，是一条没开发的狭长地带，如同七十年前被日本侵略者称谓的“无缝地带”。在这里，我与火车迎来送往。

铁道边狭长的草地上出现一道凹痕，是被我踩出的一条思乡小路。我幻想车厢里有我的家人，看见在铁道边徜徉的我，喊我一声足矣。我的反常行为，引起附近人们的注意，以为我要撞车和卧轨。人在面对高速运行的火车时，感受不到速度，也感受不到平面扩大。等有所觉察时，惨祸降临人被撞飞，或被碾压。

一处无人看管的道口，是这里横穿铁路唯一的南北通道。时有行人来不及躲避，被火车夺走生命，无不是视差惹的祸。西北路路面上，没画斑马线。

铁路和马路成了两大杀手，每年至少十几个行人丧生。附近居民多次向有关部门反映，说架设天桥一直没架，影响观瞻。说开掘地下通道也一直没修，据说地下管线太多。端午节那天，我又去铁道边神游小西山，回家过端午节。

我是一位“飞虎队员”，跟随一列货车紧跑几步抓住把手，飞身上车回瓦房店，坐大客车到永宁。到小西山地东头我才发现，两手空空没带任何礼物。

我正犹豫不决回不回屯里，被凄厉的火车鸣笛声惊醒。我正站在铁道中间，从绿波桥那边飞驰而来的一列火车，瞬间来到眼前。生死关头我侧身一闪，火车一个急刹闸，响起尖锐的金属摩擦声。火车没长腿，我屁股挨了雷霆万钧般一脚勾踢，又如同小时候被李大先生用大针管子扎了一针，在外大队封山育林区被横抽一扁担。“呼嗵”一声腾空而起，落进对面的松树林中，双脚落地仍保持标准姿势。我感觉屁股木胀胀没有知觉，用手一摸，鼓起一块暄呼呼的大包。

火车滑出半里路停下，司机从车窗探出头，我向他摆手致意没事。司机见没撞死人，上车，开着火车走了。这处无人看管的道口不管撞死多少人，只按有关规定补偿了事。我一次有惊无险的死里逃生，却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这几天又是来救护车接我去医院检查，又是各级各行业各部门领导慰问。对比那些无辜的死者，我是多么幸运。几个部门紧急开会磋商，达成共识制定方案，勘测设计立刻施工。经过半年艰苦施工，终于建成一条南北地下通道。

市民们南来北往，顺地下道经过西北路和铁路，安全有了保障。

我住在自己家里，感到与世隔绝，到了地东头进不了小西山。我用盆子把剩菜剩饭扣严实，才知道家里没有老鼠和苍蝇。没有蜂窝煤和劈柴我心里也没有底，不知道这里的冬天怎么过。我把旧报纸攒在一起，留着引火，才知道十几片暖气代替了炉子。相伴三年的九只大水桶，被我盛满水，摆满厨房预防火灾。门洞过道里墙上消防箱里，放置一卷水龙带。我不断提醒自己：决不能玩物丧志，让上进心和创造力流失萎缩，要像在天津街一样，心无旁骛潜心写作。

刘萤说，“宁肯在侯一小区住小房，也不到泡崖小区住新房”，“宁肯听火车叫也不听蝈蝈叫”。我送女儿上学回来，照样不坐公共汽车，步行回家。

这种陌生感和新鲜感，很快被装修所取代。仿佛不装修房子，房子就不属于自己。我每当铺开稿纸，满脑子只剩下“装修”两个字。装修房子，不比熬房子更简单。五楼房主到旧货市场买工具，拣边角余料自己装修，给了我极大启发。

我找来凿子和锤子，砸掉厨房和北墙上一层瓷砖，也为自己断了后路。我下楼去拣边角余料，没有一家住户装修，走了一圈一无所获。我可以在作品里驰骋想像，让主人公无所不能。在现实生活中我和做数学题一样，无法复制复杂的装修。砸掉的瓷砖，是遭无辜拔掉的一口好牙，再贴上去已经没有任何可能。

我一时冲动铸成大错，无所适从悔之莫及。如何将一堆碎瓷砖搬到楼下，都让我束手无策。住在天津街，我没有面子没有里子没人把我当人，干这点活举手之劳。现在我是这里的住户，得有面子，这些脏活力气活，得花钱雇人干。

我从厅里北窗伸出头，喊住一个收破烂的中年男人，财大气粗般一口价二十元钱，把一堆碎瓷砖搬下楼。那人把小车靠在墙边，一步几喘上到三楼。

这是个四十岁出头的安徽人，比我小两岁，看上去比我大二十岁。快到中午，他只搬下三袋碎瓷砖，上楼都勉为其难。剩下的十五袋碎瓷砖，我替他搬到楼下，照样付给他二十元钱。邻居大娘说我太实在，给他两元钱都不少。

正说着，一个戴袖标的物业管理人员上楼，让我赶紧把碎瓷砖挪走。我又用十五元钱雇了个蹬三轮车的小伙子。他把碎瓷砖轻松地装上车，愉快地哼着小曲儿蹬走了。回到家里，我面对参差不齐的墙壁，唉声叹气万般无奈。

外面又有人敲门，进来两个穿制服戴大盖帽的环保人员。他们说：“你雇人随便倾倒垃圾，罚款二百元。”我已经身无分文，和邻居大娘借了二百元钱，交了罚款。那小伙子出了小区，刚把碎瓷砖丢弃在道边，被环保巡查发现，扣了三轮车也被罚款。我黔驴技穷束手无策，只好放弃装修打算，等待条件成熟。

好好的厨房面目全非，我欲哭无泪。我好不容易把“装修”两个字忘掉，楼下有人喊我名字。吴超凡摆脱困境之后，在郊区与人合开做酱菜的小作坊。他在武警借了辆大卡车，拉着一车沙子、砖头和水泥，开到楼下。随车而来的还有葛小兰，瓦匠“刘主任”和小工小王。关键时刻，他们伸出了援手。

大家一起动手，往平台上搬砖头、扛水泥。我装卸工出身，一次扛两袋水泥。吴超凡顺便带来一件古怪的地平柜，似一口出土的远古石棺，好几百斤重。

大家喊着号子搬离地面，我钻到拐弯抹角扛上了平台，再磕磕绊绊挪进屋里。居民们吃完晚饭，黑压压地伏在平台栏杆上围观，没人帮我们一把，只是不住地评头品足。“扛水泥的民工真有劲，扛两袋水泥轻悠悠。地平柜几百斤，怎么没把他压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