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7章 帝心独断，功过新衡（2 / 2）

但若看战略结果和长远影响：羌人元气大伤，河湟地区未来二十年难以恢复，开春即可轻易收取西海，永绝后患…这难道不是一场代价惨重到极致，却最终达成了战略目标的…惨胜吗？

刘据的思维，逐渐从单纯的“问责”，转向了更深层次的“权衡”。

杀周云，简单，能平息朝中文官之怒，暂时安抚民心。

但杀了之后呢？

寒了边军将士之心——以后谁还敢为国行险？谁还敢主动出击？

抹杀了此战用巨大牺牲换来的战略价值——仿佛十万人的死毫无意义。

更是浪费了一个吸取了惨痛教训、对未来经营高原极具价值的将领人才。

沉思良久，刘据的目光最终变得坚定。他已然有了决断。

他提起朱笔，铺开一卷特制的明黄绢帛，开始亲自起草诏书。他的字迹沉稳而有力，措辞却经过深思熟虑，力求在法理与人情、惩戒与抚慰之间找到平衡。

诏书的核心意思如下：

首先承认西征之役，伤亡惨重，周云作为主帅，指挥失当，确有罪过，辜负圣恩，应予惩处。

笔锋一转，强调用兵之道，艰险难测。周云之战略，虽险，然其吸引羌人主力，间接促成河皇谷地之大捷，公孙遗、张说方能重创羌虏根本，其功亦不可没。

综合考量，其过虽大，然其功亦显，且此战已令羌人元气大丧，实为帝国除一心腹大患。故朕体念其往日之功及此战之苦，认为其罪虽重，然尚不至死。

准许周云家族，以重金赎其罪（此为汉代常见制度，称为“赎刑”或“罚金”，既是对其个人的惩罚，也是对其家族的警示，同时避免了死刑）。

革去周云一切职务爵位，但命其即刻前往西域贵山城行在，于朕之帐下听调。

此举意味深长：既剥夺了他的军权和高位，体现了惩罚；又将他置于皇帝的直接监管和使用之下，给了他一个戴罪立功、重新开始的机会，也避免了他在长安成为朝争的焦点。更重要的是，刘据需要他这个“经验教训”的活教材。

任命公孙遗暂代西域大总管一职，总筹粮草、兵马，筹备明年开春对羌人的最后战事。这道命令，既奖励了公孙遗的功绩，也明确了接下来的战略方向——趁他病，要他命，彻底解决羌患！

诏书写毕，刘据仔细检查了一遍，确认无误后，用了皇帝玺印。

“八百里加急，即刻发往长安。”他对身旁的侍中吩咐道，语气不容置疑。

这封诏书，无疑是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

它在长安朝堂引发的震动可想而知。文官集团必然会感到失望和不满，认为皇帝过于宽仁，赏罚不明。

但他们也无法公然质疑皇帝的最终裁决，尤其是皇帝巧妙地将周云的“功”与帝国巨大的“战略收益”捆绑在一起。

而对于武将集团和边军将士而言，这无疑是一个令人振奋的信号。

陛下明察万里，体恤将士，不因一时败绩而抹杀所有功劳，更不轻易诛杀大将，这极大地安抚了军心，凝聚了士气。

对于周云及其家族，更是天恩浩荡。保住了性命，留下了希望。那沉重的赎金，是对过去的买断；前往西域听调，则是未来的开启。

最重要的是，刘据的决策，基于一种超越时代的、更加注重实际战略效果和长远利益的考量。

他没有被巨大的伤亡数字和情绪化的舆论所绑架，而是冷静地分析了得失，最终保下了一个吸取了血的教训、对未来极具价值的将领，并为接下来彻底平定羌患，铺平了道路。

帝国的车轮，在碾过一段极其惨烈坎坷的征途后，终于又回到了正确的轨道上，并且，因为付出了足够的代价，反而看清了更远的方向。

刘据的这道诏书，如同在血与火的废墟上，投下了一缕理性与希望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