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2章 “探源工程”（3）（2 / 2）

并不打算坐以待毙且明白大义名分高于生死的“六壬”派，也已经又一次尝试用之前摆脱上一次因果轮回的方式（创造“内五门”）创造了“外五门”，并准备带着这些新战力和小日子怪物决一死战（比“内五门”更早见识了“军刀组”厉害的“六壬”派之前认为“内五门”必然被团灭）。

只是和胡三面对“军刀组”怪物，在中古奸奇的超规格影响之下开始极端化一样，自认胜算不大的“六壬”派在这个过程中也动了禁忌，借用了外界因果（中古混沌的力量），以催熟“外五门”（胡三和其所拜大仙能以土着之力算出部分赛博朋克世界的事情的本质原因就是其直接接触了外界因果）。

无非是法门更加精深一些的“六壬”传人没有马上因为这样的操作给自己玩死，还能撑到“狙击手”一行人暂时打断外来干涉的抓手，然后在这短暂的空挡期里马上意识到问题所在并直奔战场而来。

（一些解释：

1、守了200多年的封边祖训

作为封建主义统治者，满清像所有历史上的统治者一样，都担心有人会模仿自己的起家方式推翻自己。

因此在还没入关的时候，满清就已经开始对“龙兴之地”谋划比明朝边境政策还严苛的封锁政策。

并为此修建了柳条边（始建于1638 年，这时距离煤山歪脖子树都还要再有6年），其依靠土堤为基础，堤上种植柳树，柳条相互交织形成篱笆状，堤外挖掘壕沟的方式阻止人员、牲畜跨越，并因此得名。

其主要目的便是把野人女真等不属于满八旗的女真部落和满八旗隔离开（后来又扩展到将关内满人汉人与关外隔离开）。

除开经济（垄断东北农林产业收益）以及不多的军事安全（控制游牧部落）考虑。

其在政治和社会层面的作用就和印度人创造种姓制度一样，完全是为了在更好的剥削中下层的同时稳定上层高种姓但是人口较少的统治集团自身的稳定。

即通过强行开除一些人的人籍（旗籍）来产生对比，进而提升“幸福感”和“团结性”，让人既觉得自己高人一等，又始终担心自己会丢失人籍（旗籍）。

其结果就如一些有些简化但是确实指出了一大现实的论断一样。

即满清灭亡最高兴的不是汉族（更准确的说应该是关内被压迫的中下层人民），而是被满清开除出女真籍的野人女真（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关外被压迫的更狠，在之前统治结构中充当不可接触者的关外中下层人民）。

相应的当小日子建立伪满洲国给满清招魂，抗争最激烈的也是这些曾经被严重奴役歧视的野人女真诸部落。

而在东大建国后，这些部落除了被划入满族的外，还被重新划定成了诸如“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赫哲族”等少数民族。

pS：最近关于澎湖海战这个电影引发了很多争议，作者对于一贯水平不济的文娱工作者及其作品没有兴趣，也不多做评价，但是想谈一下由此引发的关于“民族”的问题。

在作者看来，“民族”这个概念是舶来品，究其源头是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构建区别于封建国家血统法理的国家认同而创造的概念。

即民族最初都是和近代资产阶级国家绑定的，一谈就是近代民族国家。

这是因为民族虽然在现代学术上的定义（为政治服务的马后炮式定义）可能是同一地区，同一历史文化，同一语言共同生活在一起的人群的共同认识。

但实际操作上，通常会用更具体的历史事件带来的仇恨定义，即民族事实上依靠反面定义——民族=有共同敌人（特指另一个民族）的人。

比如英法在发明民族这个词之前都可以称为法兰克人、凯尔特人、维京人、诺曼人（取决于你站在什么历史时期，按什么标准分类），甚至考虑封建法统和历史经纬（诺曼征服和威廉一世等）英法依据上面的学术定义，在最初算成一个民族可能问题都不大。

但事实却是英法因为百年战争带来的“仇恨”，各自给各自建了一个区别于对方的概念（一边叫英格兰人，一边叫法兰西人）。

而之后更剧烈的拿破仑战争和普法战争，又都证明动员力和想象共同体建设是近代国家的核心，又让需要进一步强化动员体系的欧洲近代化国家，都不得不借用这种反定义来强化自身的动员能力。

于是民族和近代国家，在炮火与钢铁之间捆绑着诞生了。

而对于东大来说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说法虽然是维新派提出，但其真正成型也是靠全民抗战的历史实践。

当然这样论述，大家对于这个词的影响感觉还不够明显，更简单的说法是民族作为舶来词。

最早用汉语书写就是被19世纪的传教士发明（传教士学习当地语言翻译圣经然后影响当地语言发展的事情，之前谈斯拉夫人的传承的时候已经提过）。

而之后20世纪又被开眼看世界的东大知识分子在翻译西方着作和介绍西方思想时大量使用。

并且“民族” 一词直接对应英文 “nation”。

而“nation”同时有着民族和国家（近代国民共同体）的意思。

单翻译成民族，不仅让之后在近代化的过程中先发并占据舆论主导的西方，有了借此定义后发国家的窗口。

比如二战后乃至现在众多民族国家“独立”（前近代国家分裂运动）背后都有西方霸权国家搬弄的是非（比如最着名的大英搅屎棍，以及没那么着名但是对东大影响巨大的小日子东洋史学派）。

还让这个词拥有了过多“褒义”含义成了某种虚假的普世价值。

简单说就是容易被有心人拿来上价值，并进一步进行精神殖民，乃至政权颠覆（国际上着名的有库尔德人，罗兴亚人，和东大有关的有傣族泰族之争）。

而在此之上，现当代皇汉思想事实上也是舶来品，其发展历程里存在一个明显被西方近代单一民族理论“夺舍”的过程，其很多思想内核底色与其说接近东方从“国人”概念传承下来的王道思想，不如说更接近西方一神论传承下来的“神族”思想，具体这里因为审核原因就不展开了。

而对于这种西方先占据宣传高地的定义，在马列思想指导下的苏联和东大都进行过对抗努力。

苏联的民族政策和东大搞出来的民族定义和中华民族共同体，都在一定历史时期发挥了正面作用。

当然这也属于“被迫”，因为民族动员实在太好用了，导致你不用就容易被用了的卷死。

这点不仅被二战前期的苏联证实——作者之前也讲过大胡子为了抗住德国人改变了宣传动员方式，从比较形而上的马克思理论宣传变成了直接普世的家国动员，即祖国母亲需要你，同样变化的还有苏共对东正教的态度。

也被东大神秘势力自己的实践证明——脱离群众认知范畴的理论宣传远不如直接给群众挑水的群众路线有力（当然群众路线并没有这么肤浅）。

但这终究是在他人的地基上盖自己的屋子。

而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认知，在现在的历史时期，我们确实应该实用主义的借用民族主义思想，并承认其历史地位，就如同马克思承认资本主义对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一样。

但这并不代表我们应该迷信民族主义，更不能因此不再警惕民族主义如同资本主义既有结构性矛盾一样伴生的极端民族主义（民粹主义）。

因为从本质上讲，无论如何，民族作为一个根源是反定义竖切性群体定义的词。

其和当代西方白左给人分成N种性别在本质上并无区别。

都是为了割裂本该横切的阶级，让一部分被剥削者和剥削者捆绑在一起，以为剥削者获取道德和舆论优势。

比如明明满族和真正的获利统治阶级八旗并不完全相等，但却被舆论裹挟等价了。

又比如割据时期的郑氏也根本不愿且不会等同于汉族或者整个中华民族，却被舆论认为拥有所谓皇汉法统，能在统一这个本来政治正确的事情上“不当”反派。

这让其显然很难和马的横切阶级理论很好的结合（第二国际就是因为民族和阶级无法调和而解散，社会沙文等修正主义也是因此诞生）。

并且由于其依靠更直观的敌人进行反定义，导致其在与历史事件结合时具有极大的迷惑性（没有这个迷惑性也不会被资产阶级统治者发明出来用来忽悠平民当炮灰参战）。

大部分缺乏政治敏感性的人（包括水平不够的宣传和文娱工作者），很难区分一些不怀好意的知识分子谈论民族理论时，到底是抱着团结目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还是抱着分裂目的（小日子东洋史学派搞出来的内亚史观、元清非中国、弃地论等等），并容易因此被带了节奏。

所以按照作者的看法，在国家考虑建立自己的文科话语体系的时候，应该考虑对民族这个词进行修改，或者至少是修正。

一个可能的方向是捡起东大传统的共同体构建方式——华夷之辩。

即文化优先、华夷有别且可互变、服教化者（认同东特马）为华、甘野蛮者（死硬“自由派”）为夷。

这才是从东大传统王道思想之中延伸出来的真正的“皇汉”主义。

真正的“天朝”不应该在乎什么外在定义或者所谓“法理”“血统”，并能从容的自信于自身的文明水平能让所有夷蛮自愿（也包括被物理说服的）内附，并主动同化。

这种“文化自信”才是天下大同，和全人类解放应该有的前置思想。

毕竟作为一个广土巨族历史连绵的文明型国家，我们没有必要一直抱着西式民族定义不放。

毕竟和我们当敌人的人已经换了好几茬，用他们来反定义自身的主体性，比如现在“尖锐”的“满遗”问题，实在跌份。

只有另起炉灶说自己的话，才能不再被西式的近代民族概念捆绑阶级和民族问题，导致在舆论战场上的先天劣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