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5章 歌曲韵律美，成公第六年（2 / 2）

放眼世界，音乐以“文明流动火种”之姿，在族群抗争、交融中刻下跨疆界时代印记，既是本土精神图腾，也是人类共通听觉密码，实现形态迭代与内核传承。

亚非拉解放征程上，音乐是反殖民“利刃”：非洲以科拉琴、拇指钢琴搭配外来元素，展现传统之光。

欧美社会变迁中，音乐是时代思潮“棱镜”：两次世界大战后，鲍勃·迪伦、披头士的作品传递反战与和平信念；工业科技推动下，爵士乐打破古典框架，电子乐（如Ed）实现跨文化共鸣。

冷战至全球化时代，音乐是文明联结“桥梁”：冷战时，东西方音乐突破阵营壁垒；全球化后，多国联合创作环保、抗疫作品，日常中K-pop、欧美流行乐等跨界重组本土元素，成为文明对话自然流露。

世界音乐始终与人类追求自由平等的历程同频，扎根本土土壤又生长共通内核，是记录全球变革、联结人类共情的“永恒听觉纽带”。

展望未来，音乐在科技与文明互鉴驱动下，将以更包容鲜活的形态，兼具历史数字化守护与未来感官塑造的使命。

技术将重构音乐全链条：AI作曲可深度融合不同文明乐律创跨界作品，虚拟歌手实现个性化定制，元宇宙技术打造多感官沉浸的跨时空音乐互动。

更核心的是，音乐将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精神纽带：跨域共创音乐应对全球议题，数字技术留存濒危音乐遗产；同时贴近个体精神需求，融入生活肌理成为表达自我的“本能语言”。

未来，音乐仍以人类情感具象化为核心，以更科技、包容、深刻的姿态，守护文明基因并编织全球共通情感网络。

当我们回望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演进长卷，从古至今，在中国、欧洲各国，乃至是世界各国各民族各文明的文学艺术大师，也是纷纷以历朝历代重要节点大事、神话传说、国家社会繁华的盛世和落没时期的腐败与黑暗，战争战役与男女情思之事，还有其他各大题材意象为背景，创作出诗词歌赋、戏曲歌剧、散文小说等一系列文学艺术作品。

在这之中，与乐器形制、歌唱演奏歌曲要义、乐律音符和韵律领域有关的文学艺术作品，更似贯穿文明长河的“听觉文脉”——它们或以文字为弦，描摹乐器的精工巧思与声韵之妙；或以韵律为骨，复刻时代歌声里的悲欢与风骨；更以乐理为魂，暗合不同文明对“音声秩序”的哲学追问，让无形的乐声在笔墨间获得了永恒的生命。

中国古典文学中，此类作品早已将“乐”与“情”“史”深度绑定，字字皆含琴音、句句暗合宫商。《诗经》三百篇开篇便以“关关雎鸠”的鸟鸣起兴，其句式的重章叠句、音韵的平仄交替，本就是可歌可咏的旋律载体——先民以“风、雅、颂”划分乐调，“风”为乡土民谣的清越，“雅”为宫廷宴乐的庄重，“颂”为宗庙祭祀的沉郁，文字的韵律与歌唱的节奏浑然一体，成为周代乐制的鲜活注脚。司马迁在《史记·刺客列传》中写荆轲刺秦，以“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为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羽声慷慨，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寥寥数笔便勾勒出筑声的凄切与羽调的激昂，将乐器音色、乐调转换与英雄赴死的悲壮心境交织，让两千年前的“易水悲歌”至今仍能通过文字叩击人心。

唐宋以降，文人更以“咏乐”为趣，将乐器形制与演奏之妙写入诗词。白居易《琵琶行》堪称“乐声描写的巅峰”：“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写拨弦的情态，“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以通感喻音色，从粗弦的雄浑到细弦的温婉，从错杂的灵动到收束时“四弦一声如裂帛”的戛然而止，将琵琶的演奏技巧与歌女的身世悲欢熔于一炉，连乐律中的“宫商角徵羽”都化作了可感的情感符号。苏轼则在《听琴》中以“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的哲思，追问“琴、指、声”的关系，暗合道家“有无相生”的乐理观——这种将乐器、演奏与哲学思辨结合的创作，让中国传统音乐的精神内核在文学中得以深化。

西方文学艺术中，音乐主题的作品则多与宗教神性、城邦叙事相伴，在史诗与戏剧中彰显乐的力量。古希腊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描写阿喀琉斯为挚友帕特洛克罗斯举办葬礼时，“盲歌手德摩多科斯拨动里拉琴的琴弦，以清亮的歌声吟唱希腊英雄与特洛伊的战争往事，众人围坐静听，悲喜随旋律起伏”——这里的里拉琴不仅是伴奏乐器，更被视为“阿波罗的恩赐”，其琴声承载着史诗的记忆与神性的慰藉，将音乐的“叙事功能”与“宗教意义”紧密结合。文艺复兴时期，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中借王子之口感叹“音乐是爱情的食粮”，而歌剧《奥菲欧》则直接以音乐为核心叙事：奥菲欧以竖琴的悠扬旋律打动冥界诸神，试图挽回亡妻欧律狄刻，剧中的咏叹调与合唱曲严格遵循“多利亚调式”的庄重韵律，既呼应古希腊音乐传统，又以复调音乐的复杂编排，展现“爱与死亡”的永恒主题，让音乐成为推动剧情的核心力量。

即便在民间文学与口头传统中，音乐元素也从未缺席。欧洲的民间歌谣中，常以“鲁特琴”“风笛”为意象，唱诵骑士的忠诚与牧羊人的爱情，歌词的节奏多与乐器的弹奏节拍同步，如苏格兰民谣《友谊地久天长》，其简单的四句体结构与平缓的旋律，恰适配风笛的悠扬吹奏，成为跨越地域的情感共鸣；非洲的口述史诗《松迪亚塔》中， griot（故事讲述者）以科拉琴伴奏，琴弦的拨动与史诗的吟诵节奏相合，琴音的高低起伏对应情节的跌宕——在这里，乐器不仅是“伴奏工具”，更是“记忆的载体”，与文字共同构成了文明传承的双重纽带。

从中国文人的“琴诗和鸣”到西方史诗的“乐声叙事”，这些与音乐相关的文学艺术作品，早已超越了“记录”的表层意义。它们让乐器的形制在文字中留存细节，让乐律的逻辑在韵律中暗藏章法，更让不同时代的歌声与情感，突破时空的限制，成为后世触摸文明“听觉记忆”的重要载体——毕竟，乐声会消散，但承载着乐声的文字与艺术，却能让千年的琴音、万代的歌谣，永远回响在人类文明的长卷之中。

话说，王嘉这小子，在这几天，其学习和研究的方面，也由原先那方面领域，向他的老师左丘明丘明先生和他的那几位师哥师姐所处的春秋战国时期与乐器形制、歌唱演奏歌曲要义、乐律音符和韵律领域的着作典籍，还有其他一系列相关作品方面进行转变。

而他呢，也是在同他的那几位师哥师姐在完成书库对应区域的部分竹简卷帛书籍的整理工作后的短暂休息中，开始暗暗思考这一方面的内容来。

“这春秋战国的乐，竟不是单单‘好听’二字能概括的。”王嘉指尖还沾着竹简上的细尘，摩挲着方才整理时见过的“大司乐掌成均之法”残句，眉峰微微蹙起。方才师哥整理《乐记》残卷时，随口提过“乐与政通”，说周公制礼作乐时，钟鼎的音高要合着邦国的疆界，弦歌的韵律须应着民心的向背，当时只觉玄奥，此刻静下来细想，倒生出些琢磨的兴头。

他抬眼望向书库角落，那里堆着几捆刚归置好的卷帛，最上面一卷印着“郑卫之音”的标笺——上午师姐整理时曾轻声叹，说孔夫子斥这调子“淫靡”，可前日他在市集听盲乐师弹过类似的曲儿，琴弦拨得急时，倒像郑国人赶车时的吆喝，脆生生带着烟火气，怎就成了“乱政之音”？

正思忖间，指尖忽然触到袖中藏着的半块陶埙——那是前日在书库外捡到的，残了半孔，吹起来音声发闷，却让他想起《诗经》里“埙篪相和”的句子。他悄悄将陶埙抵在唇边，虚虚吹了个音，耳畔竟似浮起师哥说过的“三分损益法”：宫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每一步的损益都藏着天地的分寸……可这陶埙残了孔，吹出来的音，又合着哪律哪吕？

“在想什么？指尖都快把陶埙捏碎了。”师哥的声音从身后传来，手里还捧着一卷《吕氏春秋·音律篇》。王嘉慌忙收回手，指着那卷帛书道：“师哥，方才看你整理时，卷上写‘黄钟之宫，律吕之本’，这黄钟的音高，当真要按‘累黍为度’来定？若是黍粒有大有小，那律不就偏了？”

师哥闻言笑了，在他身边坐下，展开卷帛指着一行字：“你看这句‘正六律，和五声，以通八风’——春秋战国的乐，从不是孤孤零零的音。就像咱们前日整理的曾侯乙编钟，一套六十四钟，音域跨五个八度，敲哪个钟，合着哪首诗，奏给君王听还是百姓听，都有讲究。黄钟定音，黍粒是标尺，可真正的‘准’，藏在邦国的秩序里，藏在人心的顺逆中啊。”

王嘉顺着师哥指的方向看去，卷帛上的墨字被窗外漏进的日光映得发亮，那些“钟鼎之乐”“桑间濮上”的字句，忽然不再是枯燥的符号——它们像编钟上的纹饰，像琴弦上的振颤，连缀起的，是一个时代里，乐声与江山、人心交织的模样。他又摸了摸那半块陶埙，忽然想：若是能把这残埙的音补全，说不定，也能摸到几分古人制乐时的心思。

在这之后不久，日头刚爬上书库檐角的鸱吻，王嘉便揣着前日磨好的竹笔、裁妥的素帛，再度循着往日“啃书求知”的老路子，一头扎进了这场关于春秋战国乐律的“求索之旅”——比起先前泛泛的浏览，此番他眼底多了几分笃定，连指尖拂过竹简的动作，都带着刻意的留心。

每日与师哥师姐们在书库西隅整理诸子乐论的竹简卷帛时，他总比旁人多带一份心思：见着《乐经》残卷上标注“大司乐掌教六乐”的字句，便忙用竹笔在素帛一角画个小钟的记号，注明“六乐对应六代之礼”；翻到《左传》中“季札观乐”的段落，提及“《韶箾》尽美矣，又尽善也”，便特意将卷帛的绳结换作红色，提醒自己后续细究韶乐的乐舞形制；偶见夹杂在史简中的“郑风乐谱”残片——那是用朱笔标注在简侧的弦位符号，便屏息凝神地将符号一一摹在帛上，连简片边缘因年久磨损的模糊印记，都细细描了个大概。待每日整理告一段落，其他师兄弟或歇坐饮茶，或闲聊打趣，他却捧着攒下的标有记号的竹简卷帛，缩在书库角落的暖阳里逐字研读：遇着“律吕相生”的晦涩表述，便反复摩挲简上的刀刻纹路，试图从字形的顿挫中揣度古人制律的逻辑；读到“桑间濮上之音”的记载，便对照前日摹下的郑风弦位，在指尖虚虚推演弹奏的节奏，连师哥递来的凉茶都放凉了大半。

这般连轴转了三五日，案头的素帛已记满了密密麻麻的注解：从“三分损益法”的演算步骤，到不同乐器（钟、鼓、琴、埙）的形制差异；从《诗经》风、雅、颂的乐调区别，到各国乐舞的适用场景，多数先前萦绕心头的疑问，如“黄钟之律何以定音”“宫商角徵羽如何对应五方”，都在逐简研读、反复比对中豁然开朗——比如他曾困惑“累黍为度”的标尺为何物，待翻到《汉书·律历志》的残引，再对照书库中留存的半盒古黍粒，亲手将黍粒累成一寸之度，便知古人以自然之物定音律的巧思。

可偏偏有几处疑难，像嵌在竹简缝里的尘垢，反复擦拭仍不得其解：其一，曾侯乙编钟的“一钟双音”为何能精准对应不同乐律？他虽见过编钟的铭文拓片，却始终想不通钟体的纹饰与音高的关联；其二，孔夫子既斥“郑卫之音”为“淫靡”，为何《诗经》中仍收录《郑风》《卫风》的多篇诗作，且皆标注“可歌”？其三，《吕氏春秋》载“昔黄帝令伶伦作律”，以昆仑之竹制管定音，这“竹管之音”与黄钟之律的对应关系，又该如何考证？

思来想去，终是觉得单凭一己之力难破迷局。于是次日天未亮，王嘉便将那几处疑难逐条抄在素帛上，叠好藏在袖中，待师哥师姐们到书库后，便捧着帛书凑上前去，语气恭谨：“几位师哥师姐，小弟连日研读乐论，遇着几处不解，还望各位不吝赐教。”说着便指着“一钟双音”的疑问，将自己对钟体纹饰的困惑和盘托出。

师哥们闻言，纷纷围拢过来。三师哥常年研究青铜礼器，当即起身道：“你随我来，书库后殿藏着曾侯乙编钟的残片拓本。”说着便引他至后殿，展开拓本指点：“你看这钟体的‘枚’（钟面上的乳钉），疏密排布皆有讲究，左右两侧的鼓部厚薄不同，敲击时振频各异，故而能一钟发两音——这便是古人‘以形定音’的智慧。”师姐则接过帛书，指着“郑卫之音”的疑问笑道：“孔夫子斥的是‘滥奏郑卫之音以乱雅乐’，而非斥诗作本身。《郑风》多写民间情爱，旋律轻快，若在朝堂宴乐中滥奏，便失了礼的分寸；但在民间传唱，倒合着百姓的性情，这便是‘乐与场景相应’的道理。”

即便如此，关于“伶伦作律”与黄钟之律的对应，师哥们也觉需细究。于是当日午后，众人一同捧着相关典籍，来到左丘明先生的书房请教。左丘明先生听罢王嘉的疑问，取过案头一卷《乐记》残本，缓缓道：“伶伦作律，以竹管定音，实则是以自然之声合天地之序。昆仑之竹性寒，管径均匀，吹之音声清越，恰合黄钟‘中和之音’的特质。古人制乐，从不是闭门造车——你若想深究，可去书库东侧的‘器物房’，那里藏着一支仿造的伶伦竹管，再对照《吕氏春秋》的记载，亲手吹一吹，便知竹管之音与黄钟律的呼应了。”

得了先生的指点，王嘉如获至宝。此后数日，他每日除了翻阅典籍，便往器物房跑——亲手摩挲那支竹管，量其管径、测其长度，再对照“累黍为度”的方法定音，吹时细辨音高；又与师哥一同前往城郊的古乐师遗址，在出土的陶埙、骨笛残片上，比对古人制器时留下的音孔痕迹，一一记录、反复论证。

这般连番翻书查证、听教辨析、实地摩挲器物，约莫过了七八日，当王嘉再次对着素帛上的疑难逐条核对时，先前的困惑竟如积雪遇春阳般，尽数消融：编钟的“一钟双音”藏在形制的巧思里，郑卫之音的争议落在“礼与俗”的边界上，伶伦竹管的定音合着天地的中和之序。他将最终的感悟细细写在素帛末尾，指尖划过字迹时，只觉先前模糊的春秋战国乐律图景，此刻竟在心头变得清晰可触——连书库中竹简的清香，都似掺了几分编钟的清越、竹管的悠扬。

在此之余，他也将关键的知识点与信息，记录在他原先准备的小竹简与小册子中，方便他日后回到现代之后，与现代相应的着作典籍进行比对。

再到了后来，一切便恢复正常。

而王嘉呢，他也着手去寻找《左氏春秋》中记载着关于鲁成公第六年的竹简草稿。

之后，他又通过自己阅读白话文的记忆，使用头脑风暴与情景再现法，进入这鲁成公第六年的世界，进行游历。

关于所负责区域的竹简与书籍的整理工作，他也像往常一样，把他们先放到了一边，之后再做。

不多时，伴随着时间与空间的变化与交织。

他的思绪，很快便来到了鲁成公第六年的世界。

说来也巧，就在这鲁成公执政鲁国第六年的时候，和鲁成公执政的其他年份一样，也都发生了许许多多饶有趣味和引人深思的事情。

六年春，周历正月的寒风尚未褪尽，曲阜城外的驿道上便扬起一阵尘烟——鲁成公带着随行臣属，自扈地盟会归国。车驾碾过结着薄冰的辙痕，旌旗上“鲁”字在朔风中猎猎作响，随行的大夫们面带倦色，却难掩眉宇间的凝重。此次盟会，晋、鲁、宋、卫等国虽重申盟约，然郑国暗通楚国的流言已在诸侯间蔓延，成公坐在车中，指尖摩挲着腰间玉珏，心中盘算着如何在晋楚争霸的夹缝中维系鲁国的安稳。车驾入曲阜城时，百姓夹道而观，见国君归来，虽无欢呼，却也屏息静立——乱世之中，国君的安危便是邦国的底气。

二月辛巳，曲阜东南隅的空地上，匠人正忙着夯土立柱，木屑与尘土在暖阳中飞扬，一座新的宫室正拔地而起，这便是成公下令修建的“武宫”。按周礼，武宫为祭祀先祖武功之所，成公此举，既是为了追念先君庄公的征伐之功，更是为了借祭祀之名提振士气——近来鲁国边境屡受宋、卫侵扰，修武宫以明“尚武”之志，意在告诫国人：邦国虽弱，却不可无御敌之心。宫室的梁柱皆取自曲阜城外的古柏，匠人按礼制雕刻饕餮纹饰，门前立起两尊石兽，虽不及周天子宗庙的恢宏，却也透着几分肃穆。

同月，鲁国的兵戈便指向了东南的鄟国。鄟国虽小，却地处鲁、莒两国交界，近年屡屡依附莒国，侵扰鲁国南疆。成公归国后便下令整兵，以“伐不敬”为名，派公孙婴齐率军出征。鄟国无险可守，鲁军兵至城下时，守军便开城请降，鲁军不费吹灰之力便占领了鄟国的城池与土地，将其纳入鲁国版图——这一战虽规模不大，却也让周边小国不敢再轻易觊觎鲁国边境。

三月刚过，卫国传来军动的消息：卫卿孙良夫亲率战车百乘，侵袭宋国。消息传到鲁国，成公召集群臣议事，大夫仲孙蔑道：“卫、宋素来有隙，此番卫军伐宋，必是受晋国暗中授意——晋国欲借诸侯之力牵制楚国，我们只需静观其变，不必贸然介入。”成公深以为然，遂下令边境守军加强戒备，严守中立。

夏六月，暑气渐盛，曲阜的朝堂却迎来了一位客人——邾定公亲自率臣属来鲁国朝见。邾国与鲁国毗邻，素来奉鲁国为宗主，此次朝见，邾定公不仅带来了玉帛、兽皮等贡品，更向成公表达了“愿与鲁国永结盟好”的意愿。成公设宴款待，席间以《诗经·小雅》中的《鹿鸣》之乐助兴，宾主尽欢。邾定公离去时，成公特意赠以鲁国的织锦与青铜礼器，以固两国之好。

邾定公走后不久，公孙婴齐便奉成公之命出使晋国。此次出使，一来是为了向晋国通报鲁国占领鄟国之事，表明鲁国对晋国的顺从；二来是为了探听晋国对郑、楚动向的谋划——毕竟楚国近年势力渐强，已威胁到晋国在中原的霸权，鲁国需审时度势，紧跟晋国的步伐。公孙婴齐临行前，成公再三叮嘱：“见晋侯时，需谨言慎行，既要显鲁国的诚意，亦不可失邦国的体面。”

七月壬申，郑国传来噩耗：郑悼公去世。消息迅速传遍诸侯，鲁国朝野皆有震动——郑悼公在位期间，虽曾一度依附楚国，却也试图在晋楚之间寻求平衡，如今他骤然离世，郑国局势恐生变数，而晋楚两国必然会借机争夺对郑国的控制权，中原的局势或将更加动荡。成公闻讯后，下令鲁国举哀三日，以表对郑国的哀悼，实则是在观望郑国新君的立场。

秋高气爽之时，鲁国的军队再度出征——仲孙蔑与叔孙侨如率领战车二百乘，侵袭宋国。此次伐宋，并非鲁国主动挑事，而是受晋国之命：宋国近期与楚国眉来眼去，晋国便令鲁、卫等国出兵伐宋，以惩戒其“贰于楚”之罪。鲁军攻入宋国边境后，劫掠了数座城邑，烧毁了宋国的农田，宋国服罪求和，鲁军才班师回朝——这场战事，虽让鲁国收获了些许战利品，却也让成公深知：依附大国虽能得一时安稳，却也难免被卷入纷争，身不由己。

鲁军刚回，楚国的兵锋便指向了郑国。楚公子婴齐率领楚军主力，以“为郑悼公吊丧”为名，实则率军直逼郑都新郑——楚国意图趁郑国新君初立、局势未稳之际，将郑国彻底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郑国新君郑成公一面紧闭城门坚守，一面派使者星夜向晋国求救。

冬十月，寒风渐起，季孙行父奉成公之命出使晋国。此次出使，主要是为了询问晋国对救援郑国的谋划，同时也是为了向晋国表忠心——鲁国既已遵从晋国之命伐宋，便需进一步巩固与晋国的关系，以免在楚晋争霸中被边缘化。季孙行父在晋国朝堂上，见晋景公正与群臣商议救郑之事，便顺势进言：“鲁国愿出兵助晋救郑，以报晋国庇护之恩。”晋景公虽未当即应允，却对鲁国的态度颇为满意。

十二月，晋国终于下定决心救援郑国——晋卿栾书率领中军主力，联合鲁、卫、齐等国的援军，共计战车千乘，浩浩荡荡开赴郑国。楚军见诸侯援军已至，深知寡不敌众，便在栾书大军抵达新郑之前，悄然撤兵回国。晋军未费一兵一卒便解了郑国之围，随后栾书与郑成公在新郑会盟，确立了郑国对晋国的从属关系。消息传到鲁国，成公长舒一口气——晋国胜，则鲁国的依附之路便稳了，至少短期内，鲁国可免于楚国的威胁。

这一年，鲁国的脚步始终随着诸侯争霸的浪潮起伏：修武宫以明志，伐鄟国以固疆，随晋国以伐宋，援郑国以从晋，每一步都小心翼翼，在乱世的棋局中艰难维系着邦国的生存与尊严。而那些朝堂上的决策、战场上的兵戈、盟会中的周旋，最终都化作竹简上的寥寥数语，刻入了鲁国的史册。

话说回来，就在鲁成公执政鲁国第六个年头，同时也是周王室周简王二年的时候，在这一年的春天，料峭寒风尚未褪尽晋都绛邑的霜气，郑悼公便携重臣子游启程赴晋——此行是为拜谢晋国允诺郑、晋复和之恩，礼仪规格半点不敢轻忽。子游身为相礼，执掌授玉之仪，按周礼，诸侯朝聘授玉当于庙堂东楹之间，以示庄重。然郑悼公登堂时，目光频频游移于殿柱与群臣之间，脚步急促得近乎踉跄，竟在东楹之东便草草完成授玉，全然失了诸侯应有的沉稳。

立于阶侧的晋臣士贞伯看得分明，待仪式毕，私下对身旁人低语：“郑伯恐命不久矣。诸侯临朝，当正其容、定其志，今观其目乱而步速，心惶然若失所依，连授玉之礼都轻慢无度，是自弃其位、不重其身也，这般情态，岂能久存？”

二月，鲁都曲阜东南隅尘土飞扬，季文子正下令工匠夯土立柱，欲建“武宫”以纪鞌地之役的功勋——此前齐、晋交战，鲁国曾听命于晋，随晋军出征而胜，季文子便欲借建武宫彰显武功。然此举动辄引非议，有老臣私下进言：“礼有定制，建武宫者，必是凭己国之力克敌制胜、安邦定国，方可昭告先祖、示于国人。鞌地之役，鲁国不过是听命于晋、借大国之威脱困，并非自身克敌，今强建武宫，是贪他人之功为己有，不合于礼也。”季文子虽未停工，却也难掩朝堂上的非议之声。

同月，鲁国出兵伐鄟国。鄟国乃东南小国，地处鲁、莒边境，国力微弱且无险可守，鲁军兵至城下时，守军未及组织有效抵抗便开城请降。《春秋》记载此事仅书“取鄟”二字，寥寥数字，便点明鲁国得鄟国轻而易举，未费太多兵戈之力。

三月，诸侯联军兴师伐宋——晋卿伯宗、大夫夏阳说，卫卿孙良夫、宁相，郑国君臣，再加上伊洛之戎、陆浑蛮氏，合兵一处直指宋国，皆因宋国此前公然拒绝参加诸侯盟会，违逆了晋国主导的中原秩序。联军屯兵于宋国针地，恰与卫国边境相邻，卫国人因深信晋国主导的联军无恶意，竟未在边境设防。

夏阳说见卫国无备，心生贪念，对伯宗进言：“卫国防备空虚，若我等趁机绕道袭卫，纵使不能攻破其都城，亦可掳获大批人口、财物而归。即便君王怪罪，不过是小过，何至于问斩？”伯宗闻言厉声驳斥：“不可！卫国因笃信晋国，视联军为友，故虽有大军屯于郊外而不设防，此乃赤诚相待之信。若我等借机偷袭，便是背弃信义、欺人以诚。纵然能多得些俘虏财货，晋国却会因失却信义而失信于诸侯——无信之国，何以号令天下、凝聚诸侯？”夏阳说虽心有不甘，却也不敢违逆，联军遂按原计划进兵宋国，未敢袭卫。待联军撤兵后，卫国人方才察觉此前的险境，急忙登上城墙加强守卫，以防不测。

这一季，晋国朝堂正热议迁都之事——旧都绛邑经多年居住，已显局促，且水患时有发生，众大夫皆言当迁于郇瑕氏之地。“郇瑕氏土沃民丰，且近盐池，取盐便利，可为国家生利无数。国君居于此处，既得富饶之利，又可享安逸之乐，此等宝地，万不可失！”诸大夫纷纷附和，皆以为此乃万全之选。

彼时韩厥任中军将，兼掌仆大夫之职，专司侍奉国君起居。晋景公听罢众臣议论，虽未当场表态，却在退朝后召韩厥至寝宫庭院，屏退左右问：“众卿皆力主迁于郇瑕氏，你以为如何？”韩厥躬身答道：“臣以为，迁郇瑕氏不可取。彼处土壤浇薄，水流淤浅，污秽之物易聚难散。污秽积则百姓愁苦，百姓愁苦则体质羸弱，久而久之，必生风湿、脚肿之类的疫病，于国于民皆不利。”

稍作停顿，韩厥续道：“不如迁于新田。新田之地，土壤厚实而水流渊深，居之可避疫病；汾、浍二水穿境而过，能涤荡污秽、引流去垢；且当地百姓素来顺从教化，迁于此地，子孙十代皆可安享其利。至于高山、泽薮、林麓、盐池，虽为国家宝藏，然国若富饶过甚，百姓易生骄佚之心；国君若近宝藏，则公室财货易被侵夺，反而导致公室贫困——如此，何谈国君之乐？”晋景公闻言深以为然，当即拍板依从韩厥之议。夏四月丁丑日，晋国正式迁都于新田，开启了新的都城岁月。

六月，郑悼公卒——果如士贞伯此前所言，这位在晋都失仪的郑侯，终因心力不支而离世，印证了“不重其身者，难久存”的预判。

郑悼公去世的消息传到鲁国不久，鲁卿子叔声伯便奉鲁成公之命出使晋国。晋景公见鲁国使者到来，便借机下达命令：“宋国屡逆诸侯之盟，今需再兴兵伐之，鲁国当率师从征，以尽诸侯之责。”子叔声伯不敢违逆晋国之命，只得躬身应诺，归国后便向鲁成公转达了晋国的指令，筹备伐宋之事。

眼见在鲁成公六年的春夏两季，局势竟如此“风云变幻”，同时在这中原大地之上各诸侯国之势力即将再度发生改变之时，只见在一旁默默围观这一切的王嘉，在这一刻内心和脑海间也是不禁泛起涟漪波澜，随后只待他深思片刻又眺望远方之余，他也是不禁缓缓道出他的反思思考和评价感悟之言来。

“这春秋乱世，果然是‘礼’为骨、‘利’为肌，‘信’为魂，可偏偏这三样，最是难全啊。”

王嘉负手立在书库外的高台上，目光越过曲阜城的雉堞，望向中原的方向——那里，晋楚争霸的暗流仍在涌动，诸侯间的盟会与征伐不过是转眼之事。他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前日摹画的“授玉之礼”简牍，想起郑悼公在晋都的仓皇模样，轻声叹道：“郑伯之死，看似因失仪失德，实则是被这夹缝中的局势熬干了心神。郑国夹在晋楚之间，今日事晋、明日事楚，连行聘之礼都要揣着满心惶惶，连‘正容定志’的底气都没有，纵有子游这样的贤臣相礼，又能如何？士贞伯见微知着，看的哪里是礼仪，是这乱世里‘身不由己’的命数啊。”

风卷着书库的竹简清香掠过，他转而想起鲁国建武宫的争议，眉峰微蹙：“季文子欲建武宫，图的是彰显鲁国追随晋国的功绩，可忘了‘礼’的根本——武功当由己立，而非借人之光。鞌地之役，鲁国不过是大国棋盘上的一枚棋子，凭此建宫，非但不能扬威，反倒落个‘贪功’的话柄。老臣们的非议，争的不是一座宫室，是鲁国在诸侯间的‘体面’啊。”

谈及晋国迁都与联军伐宋的纠葛，王嘉的语气多了几分沉凝：“晋国众大夫争郇瑕氏之利，唯有韩厥见得长远——沃土盐池是利，可薄土生疾、富饶生骄，反是祸根；新田虽无近利，却有厚土深水、民心顺从，能安子孙十代。这便是‘利’与‘远’的权衡，寻常人只见眼前肥瘦，智者却懂为百年计。而伯宗拒袭卫国，更见‘信’字的分量——联军伐宋是为‘正秩序’，若借机袭信己之国，便是失了信义，失了诸侯拥戴的根基。夏阳说只算小利，伯宗却守着晋国的‘魂’，这才是大国长久之道。”

他抬手拂去衣襟上的尘屑，目光里多了几分明悟：“这半年来，郑伯卒、晋迁都、鲁伐鄟、诸侯伐宋，看似纷乱，实则皆有脉络——礼崩则身危，利迷则近祸，信失则众离。列国争的，从来不是一时的胜负，是在这乱世里能站稳脚跟的‘道’。可惜啊，太多人被眼前的利、当下的势裹挟，忘了礼的规矩、信的根本，到头来不过是在风浪里随波逐流罢了。”

说罢，他转身望向书库中堆积的竹简，那些记载着诸侯兴衰、礼乐崩坏的字句，此刻仿佛都活了过来，在风里轻轻作响，印证着他心中的所思所感。

随后不久，伴随着时间与空间的变幻转移…

秋意渐浓，中原大地的田垄间已染遍金黄，可诸侯间的兵戈之气却未因农时而稍减。鲁都曲阜城外，孟献子（仲孙蔑）与叔孙宣伯（叔孙侨如）已点齐战车二百乘，旌旗上“鲁”字在秋风中猎猎作响——此行奉晋国之命侵袭宋国，既是履行鲁国作为晋国从属国的义务，亦是呼应诸侯联军此前对宋国“拒盟之罪”的惩戒。鲁军沿着泗水一路南行，所过之处，宋国边境的城邑皆闭城坚守，鲁军虽未遭遇激烈抵抗，却也按晋国指令劫掠了数处郊野的粮囤与牲畜，以此向宋国施压，逼其重新臣服于晋国主导的中原盟约。

与此同时，南方的楚国已动了兵戈。楚子重（公子婴齐）听闻郑国彻底倒向晋国，怒而点起楚军主力，以“伐叛”为名直指郑都新郑——郑国地处中原腹地，是晋楚争霸的必争之地，如今郑国公然顺服晋国，无异于斩断了楚国向北扩张的臂膀。楚军兵锋凌厉，沿途攻破郑国数座边城，直逼新郑郊外，郑成公一面紧闭城门固守，一面派使者星夜北上，向晋国求援。

冬雪初降时，鲁卿季文子身着厚重裘衣，带着玉帛、织锦等贡品，踏上了赴晋的驿道——此行并非为兵戈之事，而是奉鲁成公之命，专程前往晋国新都新田，祝贺晋国迁都之喜。季文子坐在车中，望着沿途被白雪覆盖的原野，心中暗忖：晋国迁都新田，足见其图谋长远、稳固霸业之心，鲁国唯有愈发恭谨地依附，方能在乱世中保全自身。抵达新田后，季文子按周礼向晋景公行祝贺之礼，言辞间极尽谦逊，既夸赞新都“土厚水深、宜于长久”，又重申鲁国“愿始终追随晋国、共护中原秩序”的立场，晋景公见状颇为满意，对鲁国的态度愈发亲和。

晋国的救援大军，在季文子赴晋的同时已悄然启程。晋卿栾书率领中军主力，联合韩厥、荀首等诸卿的军队，共计战车千乘，浩浩荡荡南下救郑。行至绕角之地时，与北上的楚军猝然相遇——楚军本是奔着郑国而来，见晋国援军已至，且兵力强盛，自忖难敌，便未敢交锋，连夜拔营撤退。

楚军一退，晋军内部便起了争议。“楚军避战而走，是为怯也！我等既已出兵，何不乘胜南进，侵袭蔡国？”赵同、赵括二卿跃跃欲试——蔡国素来依附楚国，是楚国在中原南部的重要羽翼，若能借机打击蔡国，亦可削弱楚国势力。栾书初时尚有犹豫，转念一想，既然楚军已退，救援郑国的目的已达，顺势侵袭蔡国亦无不可，便决意挥师南下，直扑蔡国边境。

消息传到楚国，楚庄王急命公子申、公子成率领申、息二县的精锐军队，星夜驰援蔡国。申、息二县乃楚国北疆的军事重镇，军队素来勇猛善战，抵达蔡国后，便在桑隧之地扎下营寨，严阵以待，挡住了晋军的去路。

晋军阵中，赵同、赵括见楚军援兵已至，战意更盛，当即向栾书请战：“申、息之军虽勇，却远非我晋军对手！愿率所部将士出战，必能大破楚军，生擒二公子！”栾书正欲应允，帐外却传来三声劝阻：“不可！”

只见荀首、士燮、韩厥三人并肩步入中军大帐，神色凝重。荀首率先开口：“我军此番出征，本为救援郑国，解新郑之围。楚军知我军势众而退，已是避其锋芒，我等却转而侵袭蔡国，这是无故将杀戮的对象转移到蔡国身上，师出无名。”士燮接着补充：“我军转战千里，尚未休整，此刻再与楚军交战，已是疲兵再战；且楚军为守护蔡国而来，士气正盛，我军若强行出战，激怒敌军，胜负难料——即便侥幸获胜，也并非光彩之事。”

韩厥则进一步剖析：“我军身为中原霸主之师，整顿甲兵出国，若仅与楚国两个县的军队交战，胜了，不过是打败了楚国的偏师，有何光荣可言？若败了，非但损兵折将，更会让诸侯耻笑晋国‘欺弱不胜’，那耻辱可就太大了！不如趁此机会撤兵回国，既全了霸主的体面，又可休养兵力，实为上策。”

三人言辞恳切，句句切中要害，栾书听罢，心中的战意渐渐平息，便决意撤兵。可消息传出后，军中将领却多有不服——彼时想出战的将领竟占了多数，有位老臣私下找到栾书，劝道：“古语有云，圣人之所以能成事，皆因听从大众的愿望。如今军中多数将领都欲出战，您为何偏偏不听？您身为中军将、执政大臣，当斟酌众人心意行事才是。您麾下的辅佐之臣共有十一人，不想出战的，不过荀首、士燮、韩厥三人，想出战的足有八人，这分明是多数啊！”

老臣顿了顿，又引经据典：“《商书》有言：‘三个人占卜，应当听从意见相同的两个人。’连占卜都讲求遵从多数，何况是军中大事？您当依从多数人的意愿，下令出战才是。”

栾书闻言，缓缓摇头，神色却愈发坚定：“你说的固然有理，可‘听从多数’，当以‘美德’为前提。若众人的美德相同，观点一致，自然可以遵从多数；可若美德有别，观点相悖，便需看谁的主张更合于‘道’——美德，才是让大众真正服从的根本。如今荀首、士燮、韩厥三位卿大夫，皆为晋国栋梁，其主张既合于道义，又兼顾长远，虽只有三人，却可当‘多数’之论。听从他们的建议，撤兵回国，难道不是正确的选择吗？”

老臣闻言，无言以对。栾书遂下令整顿军队，拔营北归——桑隧之地的楚、晋两军，最终未动一兵一卒，便各自收兵，中原的局势，也因这一场“未战之议”，暂时少了几分血雨腥风。

眼间在这鲁成公六年秋冬后两季之事，虽“风云变幻”、“危机四伏”，但好在有智谋者化险为夷，如此阴阳相生，环环相扣之事，其中波澜起伏后又再度回归安稳，也不禁让王嘉为之感慨。

“这秋冬两季的风云，竟像一盘扣合严密的棋局——一步有险，一步化机，全在‘知进退、明大义’六个字上啊。”

王嘉立于书库的窗前，望着檐角飘落的残雪，指尖无意识地叩击着案上的竹简——那上面刚抄录完桑隧之役的记载，墨迹尚带着几分湿润。他望着窗外覆雪的原野，仿佛能看见鲁军南征的旌旗、楚军北上的兵戈，还有晋军帐中那场关于“战与退”的争辩。

“鲁国奉晋命伐宋，不过是顺势而为，却也藏着几分无奈——依附大国，便要受其驱遣，哪怕是劫掠边境、徒增百姓疾苦，也不得不为。”他轻轻摇头，语气里带着几分唏嘘，“可楚国伐郑，又是另一番计较——郑国倒向晋国，断了楚国的北进之路，这兵戈里，全是争霸的执念。两边都在争，都在打，可最终的危局，却要靠智者的‘退’来化解。”

谈及晋军在桑隧的抉择，王嘉的语气陡然沉凝，眼底却亮了几分：“赵同、赵括求战，是勇，却也是‘匹夫之勇’——只看见眼前的胜机，却忘了师出无名的不义、疲兵再战的凶险，更没算到败北后的耻辱。若栾书真听了多数人的话，贸然出战，晋国霸主的体面，恐怕就要折在这两个县的楚军手里了。”

“好在有荀首、士燮、韩厥三位大人，能拨开战意的迷雾，看见长远的利害。”他抬手抚过竹简上“师出无名”四字，语速渐缓，“荀首言‘转移杀戮’，是守‘义’；士燮说‘疲兵再战’，是知‘势’；韩厥论‘荣辱之分’，是顾‘全’。这三人的话，虽只三言两语，却比那八位求战将领的热血之言，更有分量——因为他们懂的，不是一时的胜负，是大国立足的根本。”

风卷着雪沫子扑在窗上，发出细碎的声响，王嘉却似未察觉，继续道：“栾书能不听多数、只从贤言，更是难得。他说‘美德为众之主导’，这话真是说到了根上——多数人的意愿，未必是对的，若全凭人多势众，便容易被情绪裹挟、被短利蒙蔽。唯有以‘义’为尺、以‘远’为度，才是执政者该有的定力。桑隧一退，看似没打胜仗，却保全了晋国的信义与体面，更避免了无谓的死伤，这才是真正的‘化险为夷’啊。”

他转身望向案上那些记载着诸侯兴衰的竹简，指尖缓缓划过“阴阳相生、环环相扣”八字批注，轻声叹道：“这乱世里，战是‘阳’，退是‘阴’；争是‘阳’，守是‘阴’。没有绝对的强，也没有绝对的弱，唯有懂得何时进、何时退，何时争、何时守，才能在风云变幻中站稳脚跟。可惜啊，这般智者，终究是少数——更多的人，还是被争霸的执念、眼前的利欲牵着走，到头来，不过是让这乱世，多添几分血雨腥风罢了。”

说罢，他拿起笔，在竹简的末尾添了一行字：“勇而无谋，必致祸；智而能退，方为安。”墨迹落在竹片上，与先前的记载融为一体，仿佛也成了这段历史的注脚。

紧接着，在这之后不久，思虑良久之余，只见王嘉的脑海里，对于这一系列事情，此时此刻顿时便浮现出这一时期乃至后续时代诸子百家与名人大师的着作典籍中的佳句名篇，紧接着便轻声吟诵并细细感悟起这一切来。

“《周易》有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鲁成公六年的风云，可不正是这两句话的注脚？”

王嘉指尖停在竹简的批注上，目光缓缓扫过案头摊开的诸子残篇，喉间不自觉地溢出吟诵之声。他望着窗外雪后初晴的天光，续道：“郑国夹在晋楚之间，如风中飘萍，郑悼公的仓皇失仪，是‘自强不息’而不得的无奈；晋国韩厥力主迁都新田，弃近利而谋长远，便是‘厚德载物’的远见——乱世之中，唯有德能载‘势’，方能安身立命啊。”

风从窗缝钻进来，掀动了案上的《论语》残卷，恰好停在“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一页。王嘉伸手按住纸页，轻声叹道：“伯宗拒袭卫国，宁舍俘虏财货而守信义，不正是‘不义不为’的道理？夏阳说贪小利而忘大义，若真行偷袭之事，晋国纵得一时之利，失的却是诸侯之心——这‘浮云’般的富贵，果然碰不得。”

谈及桑隧之役中栾书的抉择，他指尖点在《老子》“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的字句上：“赵同、赵括能胜人，却不能自胜其好战之心，算不得真强；荀首、士燮、韩厥能洞见利害，栾书能听贤言而止战，这才是‘自胜’的智者之强。所谓‘化险为夷’，不过是能战胜心中的贪念与躁进罢了。”

他起身踱至书架前，取下一卷《左传》，翻到“多行不义必自毙”的记载，目光沉凝：“鲁国奉晋命伐宋，虽为自保，却也沾了不义之嫌；楚国伐郑，为争霸而兴兵，亦是不义之举。这乱世的兵戈，多起于‘不义’，而能止戈者，必是守‘义’之人。季文子建武宫遭非议，恰是因为‘贪他人之功’有违‘义’的根本——礼崩乐坏的时代，‘义’便是最后的准绳啊。”

吟诵声渐缓，王嘉将书卷轻轻放回原处，望着满室竹简喃喃自语：“诸子百家争鸣，争的不过是‘乱世如何自处’的道理。或主‘义’，或主‘德’，或主‘智’，本质皆是教人在风云变幻中守得住本心、辨得清利害。鲁成公六年这一年的事，便将这些道理全演了一遍——后世之人读史，若能悟得其中一二，便也算不负这些竹简上的血与泪了。”

后来，又过了没多久…

在这之中，王嘉与许多相关人士进行交流，并且有了许多自己的感悟。

再到了后来，当他的思绪回到现实中时，他便将其中重要的信息记录在他先前准备好的小竹简小册子上，之后再细细分析。

然后，他在完成自己手中的书籍整理与分类工作后，他便马不停蹄的带着自己的疑惑，前往他的老师左丘明丘明先生休息以及办公的地方，寻求答疑解惑。

“先生，弟子连日梳理鲁成公六年史事，观诸侯征伐、盟会、迁都之变，心中有三惑，百思不得其解，特来求教。”

王嘉捧着誊满注解的小竹简册子，躬身立于左丘明案前，案上烛火摇曳，将他的身影投在满墙的竹简上，忽明忽暗。他小心翼翼地展开册子，指尖点在“郑悼公失仪而卒”的记载上：“其一，郑伯赴晋授玉，因惶急失仪而被士贞伯断‘命不久矣’，弟子初以为是礼仪之责，细想却觉不然——他的仓皇，实是郑国夹在晋楚间的身不由己。敢问先生，乱世之中，‘礼’与‘势’相悖时，当以何为先？”

左丘明正抚着一卷《春秋》残简，闻言抬眼，目光虽因年迈而略显浑浊，却透着洞穿世事的清明：“礼者，本是定秩序、安人心之物。可当大势倾轧，邦国存亡悬于一线，‘礼’便成了外饰——郑悼公的失仪，不是失了礼的规矩，是失了礼的底气。所谓‘礼崩乐坏’，从来不是人不守礼，是势不容礼。但若因势乱礼，便失了为人为君的根本，士贞伯见的，是‘失本’之兆，而非仅失仪之过。”

王嘉闻言一怔，低头摩挲着竹简上“礼为骨”的批注，似有所悟，又续道：“其二，晋国桑隧之役，多数将领求战，栾书却因荀首三人之言撤兵。弟子曾惑‘多数为何不从’，后悟‘美德为众之主导’，可乱世争霸，以力为尊，‘义’与‘利’相撞时，真能以‘义’为先吗？”

左丘明放下竹简，取过案上的木勺，轻轻敲击着铜鼎，发出沉稳的声响：“力能夺城，却不能夺人心；利能聚人，却不能聚长久。晋国若听多数人之言，袭蔡而胜，不过是添几分疆土；若败，便失了霸主的信义——荀首三人守的，是晋国的‘人心之本’，栾书从之，是懂‘利在长远’。你看那些凭力恃强的诸侯，如当年的齐桓公晚年，盛极而衰，皆因忘了‘义’是载‘利’之舟。”

烛火噼啪作响，王嘉将先生之言草草记在竹简边缘，又问出第三惑：“其三，鲁国一年之间，或伐鄟、或伐宋，皆因依附晋国。季文子建武宫遭非议，弟子懂其‘贪功’之嫌，却也怜鲁国‘身不由己’——小国在大国夹缝中，当如何自处，方能既保生存，又不失体面？”

左丘明望着窗外沉沉的夜色，语气渐缓：“小国自处，如行独木桥，需‘守节而顺势’。顺势，是不与大势为敌，如鲁国从晋伐宋，是避祸；守节，是不丢本心之礼，如老臣非议建武宫，是守‘不贪功’之节。若只顺势而不守节，便成了大国的鹰犬，纵能苟安，也失了邦国的魂魄；若只守节而不顺势，便成了案上鱼肉，徒有体面而无生机。鲁成公的小心翼翼，便是在‘顺势’与‘守节’间寻一条生路啊。”

王嘉听罢，将三惑与先生之言一一对应，只觉心中郁结的迷雾豁然散开。他捧着竹简，望着案前须发皆白的先生，轻声叹道：“弟子从前读史，只看兵戈胜负、诸侯兴衰，如今方知，每一件事背后，皆是‘礼’与‘势’、‘义’与‘利’、‘生存’与‘体面’的权衡。这乱世的棋局，落子的从不是棋子本身，是执棋者心中的‘道’。”

左丘明闻言，脸上露出一丝浅淡的笑意，抬手抚过王嘉的册子：“能悟到‘道’字，便算入了史的门径。你且将这些感悟细细整理，他日再遇类似史事，便能见微知着，更懂古人的用心了。”

紧接着，在这之后不久，王嘉在思虑良久之余，也是与他的那几个师哥师姐也进行了一系列的交流。

在此基础上，他又了解到了更多的知识，有了更多的感悟。

这一天，很快也就过去了。

接下来，当我们缓缓告别鲁成公六年，迈着轻快的脚步来到鲁成公执政鲁国第七个年头的时候…在这之中，又会发生什么颇有趣味且引人深思事情呢？

接下来，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