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8章 她还没发话，但规矩已经改了三遍（2 / 2）

烫金字体写着：“关于召开省级档案数字化伦理研讨会的通知”。

会议议题栏密密麻麻列着十余项议程。其中一条极不起眼：

“探讨民间自发录证行为的历史价值与法律效力边界。”

老张没拆信，只是望着窗外淅沥的雨，久久未动。

而在无人注意的沉默里，开始酝酿。

雨停了，天光却未亮。

老张穿上了那件压在箱底十年的藏青色呢子大衣，领口磨得发白，扣子还是20世纪90年代国营厂发的铜质号牌。

他没坐主办方安排的专车，拎着一只旧帆布包，步行二十分钟走进会场——省社科院的小礼堂外已拉起红绸横幅，摄像机架得整整齐齐，记者们交头接耳，仿佛一场学术盛会即将揭开新时代的序幕。

可老张知道，这不过是一场“合规化围剿”的开场戏。

议程过半，一位戴着金丝眼镜的教授清了清嗓子：“民间自发录证行为确有时代价值，但数据真实性难以把控、情绪化表达泛滥，建议归入‘非正式史料’范畴，仅作参考，不具备法律效力。”

台下一片附和声。

有人点头称“稳妥”，有人低声笑言“总算把野路子收住了”。

老张始终低着头，手指摩挲着帆布包里的磁带盒。

那是1993年春天，纺织厂最后一次职工大会的现场录音。

那天，女工王秀兰站在主席台前，声音颤抖却清晰：“我们不是机器！你们不能说关厂就关厂，说下岗就下岗！”三分钟后，录音被强行切断。

而此刻，这段声音静静躺在他的掌心，像一块烧红的铁。

散场铃响。

人群涌动，主持人正要离席，老张忽然上前一步，将磁带轻轻放在她手中。

“标签上写着日期和名字。”他声音低哑，却不容忽视，“你听过就知道，什么叫‘活着的声音’。”

女人怔住了，低头看向那行手写体：1993年4月17日，纺织厂会议室，王秀兰口述。

她想问些什么，可老张已转身离去，背影佝偻却笔直，像一根不肯弯曲的钢针。

次日上午，一封ES特快专递送至会议秘书处。

信封很厚重，落款是全国三十个城市的退休工人联合会。

打开后，三百页A4纸整齐排列，每一页都贴着一段手机录音二维码，开头统一格式：

“时间：今天，地点：我家里，记录人：xxx。”

没有哭诉，没有控告，只有平静的陈述——关于养老金延迟发放、关于医保报销的阻碍、关于社区改造中的强拆威胁……一条条，一句句，全是体制缝隙里渗出的真实情况。

信末只有一行打印字：

“我们不是史料，我们是活着的证人。”

整个筹备组都震动了。

原定发布的会议纪要连夜重新修改，最终版本悄然替换了措辞：“应尊重多元证据来源的平等地位，在制度设计中保留其参与空间。”

与此同时，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判陆承安代理的网格员复职案。

法院认定：基层工作人员协助居民留存执法过程影像，属于履行公共服务职责，不构成违纪。

判决书最后一段写道：“公民对公共事务的知情权与记录权，不应因身份差异而被剥夺。”

法槌落下的那一刻，旁听席上响起压抑的掌声。

陆承安起身整理西装，并未多言。

走出法庭时，春日的阳光很刺眼，台阶下站着一名年轻辅警，制服笔挺，帽徽锃亮。

他反复解锁手机屏幕，指尖悬在某个App图标上迟迟不敢点下。

风吹起他的衣角。

终于，他深吸一口气，点了“注册”。

陆承安站在阴影里，掏出手机拍下这一幕，照片角落恰好映出那行小小的白色标语：蜂巢镜像·为真实存证。

他没说话，只将图片发给苏霓，附了一句：

“第一批穿制服的记录者，已经加入进来了。”

千里之外，绿皮火车正穿行在连绵的丘陵之间。

苏霓靠窗而坐，膝上摊着那份《试点实施细则草案》，密密麻麻全是她的批注。

红笔划掉“技术统一切换”，蓝笔补上“本地化适配机制”；铅笔圈出“终端操作培训”一项，旁注：“谁来教？怎么教？教多久？”

她望着窗外飞逝的田野，油菜花开成一片金色的海浪。

指尖轻轻合上文件。

而在前方某地，高原刚刚放晴，风经幡猎猎作响。

一排崭新的智能亭伫立在广场边缘，金属外壳闪着冷光，屏幕上赫然写着“双语服务”四个字。

只是那切换按钮，藏文与汉字并列得如此生硬，像是被强行缝合的伤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