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85章 羊城温差与上海晨曦(1 / 2)
老旧的上海牌轿车在略显颠簸的公路上行驶了数个钟头,窗外的景色从边境的田野丘陵,逐渐被更多连片的农田、村舍和规模不大的工厂所取代。接近广州城区时,道路上自行车汇成的洪流开始变得醒目,偶尔驶过的公交车和卡车喷着黑烟,空气中弥漫着城市特有的、混合了煤烟、尘土和淡淡生活气息的味道。
四月二十九日下午,车子停在了位于市中心、颇具规模的东方宾馆门前。与周边低矮的建筑相比,这栋大楼显得颇为气派,是当时接待外宾和重要港澳同胞的主要场所之一。高飞(木匠)熟练地办理了入住手续,用的是“廖月生”的证件,房间早已预定好。
“今天先休息,明天上午,省里和市里相关部门的同志会过来,先做个初步接触。”高飞将房间钥匙递给廖奎,语气恢复了公事公办的简洁,“地点就在宾馆的小会议室。”
廖奎点头表示明白。他站在房间窗口,俯瞰着下方的街景。广州,这座南中国的大门,此时显得既熟悉又陌生。熟悉的是一些老建筑的轮廓和街巷的格局,陌生的则是那无处不在的、属于这个特定时代的色彩与节奏。街上行人大多穿着蓝、灰、绿为主的服装,自行车铃声此起彼伏,偶尔有红旗轿车驶过,引人侧目。巨大的宣传画和标语在墙上依然醒目,但街边一些悄然出现的小摊贩,以及人们脸上相比北方似乎稍显松弛的神情,又隐隐透出这座城市固有的、不易被完全束缚的商业活力。
第二天,四月三十日上午,东方宾馆一间布置简朴但整洁的小会议室里。
廖奎,以爱国港商“廖月生”的身份,与来自广东省外经贸委、广州市外经贸委以及轻工局的几位官员见了面。对方来了五个人,为首的是一位姓王的处长,约莫五十岁年纪,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穿着深蓝色的中山装,表情热情中带着官场特有的审慎。其他几位干部也都衣着整齐,态度客气而保持距离。
双方寒暄落座,服务员送上茶水。
“廖月生同志,欢迎你啊!从香港回来支持国家建设,精神可嘉!”王处长开场便是热情洋溢的官方辞令,双手捧着茶杯,笑容标准。
“王处长,各位领导太客气了。身为炎黄子孙,希望能为祖国的现代化尽一份绵薄之力。”廖奎微笑着回应,语气诚恳,姿态放得很低。
“好好好!现在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正是需要你们这些见识广、有技术的同胞贡献力量的时候。”王处长接过话头,随即话锋便引入了熟悉的轨道,“不知道廖同志这次回来,具体有些什么想法?比如,打算投资哪个行业?大概的规模?外汇准备投入多少?我们这边也好根据国家的计划和指标,看看如何配合与支持。”
他身边的另一位轻工局的干部补充道:“是啊,尤其是涉及到设备进口、原材料采购,都需要外汇额度。还有产品的销售渠道,也要纳入国家的计划统筹。”
“计划”、“指标”、“外汇”、“统筹”……这些词汇频繁地从几位官员口中跳出,构成了他们思考和处理经济问题的基本框架。他们关心廖奎能带来多少实实在在的“硬通货”——外汇,以及他的项目能否契合、或者至少不冲击现有的年度计划和生产指标。
廖奎耐心地听着,不时点头表示理解。等几位干部初步表达完意向,他才斟酌着开口:“各位领导,关于具体的投资项目和外汇额度,我们后续可以详细论证。我初步考虑,或许可以先从一些更容易入手、能快速见效的合作模式开始探索。”
他顿了顿,观察了一下对方的反应,继续道:“比如,‘来料加工’?由我们振华提供部分关键的元器件、设计图纸和必要的设备,利用内地现有的厂房和劳动力进行组装生产,成品由我们负责外销。这样,既能快速形成生产能力,为国家创造就业和出口创汇,又不需要初期投入大量外汇。”
他看到几位干部交换了一下眼神,似乎有些兴趣,但更多的是谨慎。
“又或者,‘技术补偿贸易’?”廖奎抛出另一个概念,“我们可以向内地合作方转让一些非核心的、但相对先进的生产技术或工艺,帮助提升现有产品的质量或开发新产品。部分技术转让的费用,可以用合作生产出来的产品进行抵扣。”
王处长沉吟了一下,用手指轻轻敲着桌面:“廖同志提出的这些模式……很有启发性。特别是‘来料加工’,对于解决就业和赚取外汇,确实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不瞒你说,中央最近也有一些新的精神,鼓励探索灵活的外贸形式。”
他话锋随即一转,语气变得郑重:“但是,这些毕竟都涉及到现行的外贸管理体制和政策。具体怎么操作,外汇如何结算,工缴费(加工费)的标准怎么定,原料和成品的海关监管……这里面有一系列的规章制度。不是我们几个人在这里一拍脑袋就能定的。需要按政策办事,需要调查研究,需要层层上报审批。”
“对对,”旁边的市外经贸委的干部连连点头,“政策性强,环节多,急不得。廖同志的热情我们理解,但很多事情,还是要稳妥,要一步一步来。”
会议在一种友好但难有实质性突破的氛围中结束。官员们再次表达了欢迎之意,承诺会“认真研究”廖奎的建议,并尽快“向上反映”,然后便礼貌地告辞离去。
送走官员,廖奎站在会议室窗前,望着楼下熙熙攘攘的街道,沉默了片刻。高飞走到他身边,递给他一支烟,自己却没点。
“感觉怎么样?”高飞问道,声音平淡。
“热情,但隔着层东西。”廖奎接过烟,在手指间转动着,没有点燃,“像是隔着玻璃烤火,能感受到温度,却触碰不到实质。”
高飞扯了扯嘴角:“正常。他们手里的框框条条太多,迈错一步都是责任。能对你这么客气,已经算是开明了。”
下午,高飞陪着廖奎走出了东方宾馆,融入了广州的街头。
阳光正好,街道上人流如织。他们沿着骑楼下的走廊漫步,两侧的商铺大多还是国营或集体性质,玻璃柜台后面陈列着有限的商品。副食品店门口排着长队,人们手里紧紧攥着各种票证——粮票、油票、肉票,耐心等待着购买定量的生活物资。布店里,色彩单调的棉布、的确良是主角,偶尔有一两块鲜艳的料子,便引得不少人驻足。
廖奎的目光扫过那些排队的人群,掠过柜台里品类匮乏的商品,脑海里不禁浮现出香港湾仔超市里琳琅满目、任人选购的景象,以及太平山顶别墅中充裕甚至奢华的生活。这种对比是如此鲜明而刺眼。他想起了当年在北大荒第七农场时,同样为了一点点生活必需品而精打细算、四处寻觅票证的日子,那种深入骨髓的“短缺”记忆,此刻被眼前的场景再次激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