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6章 龙战于野，寰宇新章。（1 / 2）

定鼎十五年的初春，冰雪消融，万物复苏，靖朝这台庞大的帝国机器在经历了严冬的短暂蛰伏后，以更加磅礴的气势，在四境之外掀起了新的波澜。

大员岛，热兰遮城。

总攻并非简单的强攻硬打。俞通海采纳了随军谋士的建议，在长期围困、削弱敌人士气与物资的基础上，进行了周密的部署。

攻击前夜，风雨交加，海浪汹涌。水师主力舰队在夜幕和恶劣天气的掩护下，悄然逼近至最佳炮击阵位。子时刚过，三支敢死队乘坐加装了防护的小型艨艟，凭借对水文的熟悉，冒险穿越了部分已知的水雷区，悄然靠近城墙下的死角，埋设了数十包改良过的“火药轰天雷”。

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俞通海立于旗舰“镇海”号舰首，望着风雨中如同巨兽蛰伏的热兰遮城堡，猛地挥下手中令旗。

“轰！轰！轰！轰！”

先是埋设的炸药被同时引爆，巨大的火球裹挟着碎石砖块冲天而起，一段城墙在震耳欲聋的巨响中轰然坍塌，露出了巨大的缺口。几乎在同一时间，水师所有战舰侧舷炮火齐鸣，炽热的弹雨如同流星火雨，覆盖了棱堡的炮位和可能的增援路线。

“登陆！”

早已待命多时的陆营精锐，分乘数十艘快船、舢板，如同离弦之箭，朝着城墙缺口和几处预设的滩头猛扑过去。抵抗是激烈的，荷兰士兵依靠残存的工事和犀利的火铳进行阻击，弹丸在风雨中尖啸。

然而，真正的致命一击来自内部。就在攻城战最激烈时，城内早已被策反的华人通事和部分不堪荷兰人压榨的土着壮丁，在约定好的信号下突然发难。他们袭击了靠近缺口的兵营，打开了另一侧的一处小门，并四处纵火制造混乱。

内外夹击之下，荷兰人的防御体系迅速崩溃。战斗从城墙蔓延到街巷，逐屋争夺，异常惨烈。总督科恩见大势已去，绝望之下拒绝了部下的投降建议，退入核心堡垒，点燃了储存着大量火药和财货的主堡。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城堡主楼化作一片火海和废墟。

清晨，风雨渐歇。俞通海在亲兵护卫下，踏过满是瓦砾和焦尸的街道，登上了残存的一段城墙。看着城内升起的袅袅硝烟和跪伏一地的俘虏、居民，他沉声下令：“肃清残敌，扑灭余火，安抚百姓！统计缴获，救治伤员！即刻八百里加急，向陛下报捷！”

此战，靖朝水陆并进，战术得当，以相对较小的代价，光复了被荷兰人窃据数十年的大员岛。缴获包括完好及受损的大小火炮百余门，火铳千余支，弹药、粮食无算，以及荷兰东印度公司积存的大量香料、丝绸、瓷器等货物，其价值足以弥补此次远征的大部分军费。更重要的是，获得了荷兰人绘制的东亚、东南亚精密海图，以及大量航海日志，其战略价值无可估量。

捷报传至京城，举国欢腾。楚骁下旨，犒赏三军，俞通海晋爵一等，有功将士各有封赏。同时，朝廷迅速颁布《大员善后事宜十条》，设立大员府，委派流官，移民实边，丈量土地，兴修水利，并明确规定“红毛夷所建之城池、房屋、田亩，尽数没官”，迅速将大员纳入帝国有效的行政管辖之下。荷兰人在东亚的势力遭到重创，其哀嚎与愤怒，只能隔着遥远的海洋传来。

旧港宣慰司。

随着白糖贸易的成功和移民的不断涌入，旧港已从最初的军事据点，发展成一个拥有近万常住人口，包括华裔、土着、少量阿拉伯和印度商人、功能齐全的繁荣港口。港口内桅杆如林，新建的市集人声鼎沸，官署、仓库、庙宇、学堂井然有序。

宣慰使林远志并不满足于此。他的目光投向了南方那片被誉为“香料群岛”的神秘海域——马鲁古。那里出产的丁香、肉豆蔻，在欧洲价比黄金，是葡萄牙和荷兰东印度公司利润的核心来源。

他首先派出了以精干吏员和通晓马来语的华商组成的使团，乘坐两艘装备了火炮的巡海船，携带国书和精美的瓷器、绸缎作为礼物，前往特尔纳特和蒂多雷这两个最重要的香料土邦。

使团受到了土王表面热情的接待。华美的礼物让他们眼花缭乱，但提及“朝贡”和“独家贸易权”时，土王们却变得言辞闪烁，左右为难。

“尊贵的上国使者，”特尔纳特苏丹无奈地摊手，“并非小王不愿，只是……佛郎机人在安汶岛驻有战舰，红毛夷在蒂多雷也有商馆和堡垒，他们的火炮……唉，小王实在是得罪不起啊。”

情况很快反馈回旧港。林远志意识到，仅靠外交辞令和礼物，无法撼动西夷在此地根深蒂固的利益。他一方面加派使者，继续游说、施压各岛土王，承诺靖朝将提供比西夷更优厚的价格和军事保护；另一方面，他紧急上书朝廷和南洋水师，请求增派战船，展示肌肉。

很快，一支由四艘大型战船组成的靖朝水师分舰队，耀武扬威地出现在香料群岛附近海域，与一艘正在巡逻的荷兰快船发生了短暂的对峙。双方火炮互指，气氛紧张到了极点，虽未开火，但警告意味十足。

消息像风一样传遍各岛。葡萄牙驻安汶总督和荷兰驻蒂多雷商馆长官，都感受到了来自北方的强大压力。他们紧急磋商，一方面向巴达维亚和果阿求援，另一方面也开始积极拉拢、威胁各土王，试图组建对抗靖朝的联盟。

南洋的局势，因旧港的主动进取，瞬间变得波谲云诡，烽烟的味道，弥漫在带着丁香花香的暖风中。

大员光复的辉煌胜利，如同一面巨大的放大镜，将朝堂之上早已存在的分歧，照射得更加清晰，甚至开始与敏感的储位之争紧密挂钩。

凯旋献俘的大典上，皇次子楚琙意气风发。他代表皇帝慰劳有功将士，在公开场合盛赞俞通海及水师的功绩，并多次提及“海洋乃国家富庶之基，强盛之道”，其身边聚集的程青等“开拓派”官员也纷纷上书，呼吁朝廷应借此良机，设立专营海外贸易与拓殖的“靖海商社”，赋予其更大自主权，以应对西洋诸国东印度公司的竞争。

“西洋诸夷，皆以此类公司为前驱，开疆拓土，获利无算。我朝若仍以旧法管理海贸，犹如以牛车追骏马，必落后于人！”楚琙在一次御前会议上慷慨陈词。

而皇长子楚琰，则在胜利的喧嚣中保持着冷静。他在协助皇帝处理大员善后事宜时，更关注的是移民安置的费用、驻军粮饷的持续供应、以及如何恢复大员岛的生产以减轻朝廷负担。他麾下的官员，则更多地上书陈述开拓之弊：东南沿海精壮劳力被船厂、水师大量吸纳，导致田地荒芜，工价腾贵；北疆军费因水师优先而时有短缺；海外拓殖点的维持，如同无底洞般消耗着国库银两。

“二弟所言商社，虽似有利，然其权柄过重，易成国中之国，且与民争利，非朝廷之福。”楚琰在一次与心腹的私谈中忧虑道，“治国如烹小鲜，不可骤火猛攻。当务之急，乃消化既有成果，稳固内政，徐图缓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