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6章 动迁房倒屋塌硝烟弥漫 被勒索空欢喜过了腊八不是年（1 / 2）

黎立写的几个剧本同样被万寿枪毙，他们相互失望。在彭成万的背后策划下，万寿又萌生了挤走黎立的念头。黎立看出苗头，越急于展示自己，越写不出好剧本。他想回原单位某电大教室，当老师教书也行，已经没了位置。共同的境遇同病相怜一个战壕里的战友惺惺相惜，我俩一日不见恍同隔世。他最多一天四次来天津街，有时候只在外面敲敲窗户，等我从玻璃后面出现，再做出无限悲苦无奈的表情，仿佛让我见证浑身已被万寿扎满钢针足矣，义无反顾地离开。

那天黎立刚走，刘萤盘点完提前下班。难得家中清静，我俩心照不宣紧锣密鼓地缠绵。没想到黎立半路折返，猛敲窗棱说：“太锋快开门，让我进去！”

我俩手足无措赶紧拆开，慌乱穿上衣服开门，装做什么事没干。

黎立说：“我半路上产生灵感，向你报告喜讯：行房时我举起菜刀威胁妻子：我敢不敢剁下来？妻子若无其事地说：要剁你到卫生间里面剁，完事之后扔进马桶里用水冲干净，别弄地上血。”

原型肯定是黎立，我把心提到嗓子眼：“最后剁没剁？”他说：“我也想开了，还不剁了呢。”我长长吁了口气。这种担心实在多余，黎立还没到家呢。

再说要是剁了，第一时间应该到医院。再说又在半路，也不方便剁。黎立的灵感，与我和刘萤的和谐截然相反，可惜被他冲了好事。别看我把夫妻之事做得精益求精，如果写成剧本参加研讨，专家们肯定说我剽窃黎立的创意，一句“斧痕”先把我的命根子剁了。谢天谢地两人的命根子都在。我连声称好，拿出冰镇啤酒表示祝贺。酒后我一阵后怕，好在没产生传说中的可怕后果。黎立说：“等我写成电视剧本，叫《床前明日光》。”我说：“题目好题材也好，都好。”

经过两个多月苦战，黎立写成十八集电视剧剧本，背到北京送到中央电视台。某编导看了，只说语言有特色，再无下文。他看见某着名主持人站在门前抡圆了胳膊打车，很霸气。我送他出去，他潇洒地站在路中间，也抡圆了胳膊打车。

我有机会必推荐黎立，他总是不屑一顾，实际上眼高手低。他有推荐剧本给人看的资源，我负责创作。只要将资源合理配置，肯定突破“两万”设置的重重封锁。我俩达成共识确定好题材，我连说干就干夜动笔。我三天写完一部三十集电视剧故事梗概、分集大纲。制片方认可后，我一个星期写完前十集，把黎立的名字属在前面。他看过剧本，只提了一大堆意见让我修改，再无下文。

我饮鸩止渴，他坐收渔利都不干。本来我俩各背十斤石头上山，他让我一个人背二十斤石头，自己还混上了滑杆。我一咬牙，又写完后十集。大有希望的是，黎立到某影视公司做兼职编审。我以为他第一时间运作我俩剧本，谁知他说“别奢求文人帮文人”。他撕下属他编剧名字的首页稿纸，认真折好放进贴胸口袋里。我一愣，不知道是触犯了他的某种忌讳，还是为以后打官司留做证据。

那一次，黎立引荐我见某制片人，让我坐在一把“起不来”的文物椅子上，仰面朝天前后左右摇晃不停，越想起来越起不来。制片人进来，见我在椅子上龇牙咧嘴苦苦挣扎的滑稽相，皱着眉头离开。省电视台导演梁卿伯给我来信，称《黄金屋》“是当前剧本中非常不错的一部”，提出若干修改意见，也胎死腹中。

刘英雄每天进来，先探头探脑朝屋里不屑地睃我一眼，既是报到又是宣示主权。塞万提斯在小酒楼里住了半年，沸沸扬扬举世皆知。我在这里一住十年，隐姓埋名只有刘英雄和蚊子知道。到目前为止，刘英雄什么都没得到，蚊子更没得好，每年至少被我拍死几万只，四面墙上蚊尸重叠。左邻右舍的老人们说：“自从小董住在老丈人家，夏天没蚊子了。”这话不假。如果按十年十万只蚊子计算，蚊屑足可塞满小屋。如果十万只蚊子统一复活起飞，能把小屋带离地面。

除此之外，老鼠们仍在地板表演撑杆跳。秋蚊子们伸直了长腿，模仿仙鹤缓慢地翱翔。

屋内，我被昆虫和小动物包围。窗外从早到晚，经理、政客、妓女熙熙攘攘，任劳任怨的劳动者、兢兢业业的实干家、呕心沥血的各级领导来来往往，不乏蛇一样的阴谋家笑容可掬的两面派气吞山河的野心家。溜窗缝的纸条分崩离析，在寒风中吹奏簧片，发出细弱而强硬的“威胁”：你再敢泚尿你再敢泚尿？

早在沙俄统治时期，称现在的天津街是“娜乌奥罗斯伊斯卡亚街”和“巴鲁族伊斯卡亚街”。甲午战争中，日本海军“浪速”舰击沉清军运兵船“高升号”，造成五百余名清军死亡，一九〇九年，日本侵略者将这里命名“浪速町”。这里的称呼不断变化，一九四六年称合作街，一九四九年称天津街，“文革”时期称工农兵大街，一九七三年重称“天津街”，一九八三年改为步行街。群英楼、山水楼、王麻子锅贴铺、苏扬菜馆、人民浴池、大连陶瓷商店、大连摄影社、虹霓电影院、旅大文物店，都是着名品牌，日客流量达到十万多人次，与北京王府井、上海南京路齐名，跻身全国十大着名商业街，被誉为“大连第一街”。

有关部门公布天津街拆迁改造工程方案，共分六大区域。狼来了。

一时间，天津街房倒屋塌硝烟弥漫，铲车挖掘机风钻机昼夜轰鸣，载重汽车往来穿梭。钢筋水泥砖瓦一排排一行行一垛垛，民工们云集脚手架林立。

长江路电车道北的胜利饭店拆迁之后，暗红色的“九州大酒店”一手遮天。那天上午，大酒店慢慢向南倾倒，过往行人四外奔逃一片惊叫声。原来天上的浮云缓缓向北飘移，造成大酒店慢慢倾倒的视差。寒来暑往，世间的一切忽而瑟瑟发抖，时而腾腾冒汗。一幢幢万丈高楼平地起，如同盆里生出的豆芽菜。

我来到火车站并非出行，而是关注拆迁进度。几个女人口袋里暗藏“卫生监督”袖标，我咳嗽一声她们赶紧亮出来，罚款两元钱，不给不让离开。

原地炮营长王祥平转业到城建部门，正在指挥铲车拆迁“金华”面馆。我们经常在“金华面馆”吃饭，可怜的老字号一阵哀嚎，成了一堆废墟。他查看拆迁一览表之后，说：“‘山水楼’的动迁补偿一直没谈妥，否则你居住的地域早已经拆迁。”我长吁了一口气，祈祷“山水楼”最后一个拆迁。很快，“天副”商店位置盖成“天富大酒店”，天津街小学位置，“万科大厦”拔地而起。友好电影院后院落成一座“太阳城”，“天伦”“国泰”两座大厦，正在施工当中。

屋里，我找不到放书架的位置。对面大院拆迁之后，正在建筑一座现代化图书大厦。窗外，一个年轻民工一边走一边照镜子。夜晚，民工笛子独奏“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山水楼”虽然和开发商没谈妥，半点不影响开门营业。

与我们毗连的区域，民工们正在修筑一座两米高的大围墙。二十多年前，我随生产队搞副业，到“210”医院砌大墙。在欧洲德国，六年前，将东、西柏林分隔二十八年的高墙被推倒。现在，我又成了瓮中之鳖，被开发商围困在大墙之内。我在党史办参与长篇回忆录《围困长春》的编着，现在自己正被围困。

在强迁的威胁和优惠条件利诱下，大部分居民搬出围墙，住进遥远的炮崖子住宅小区。对剩下的“钉子户”，动迁办动辄威胁断水断电断煤气，不断在各“钉子户”门上贴告示：取暖期到来之前不搬离者，将依法实施强迁！

温暖被严冬抢劫，提前进入冰河期。阳光被大墙遮挡，进入漫漫宇宙长夜。水源被掐断，闹市变成沙漠人成了骆驼。煤气断了人没断气，蜕化到茹毛饮血时代。什么都被剥夺了，只留下黑暗。寒冬里，冷酷的人情也在助纣为虐。

岳父病入膏肓，刘英雄没让爸爸在有生之年住上新房，竟到外地出差驻在。他决绝地对我说：“我这次出去，不知道什么时间回来，你们要坚持到最后一户。”我说：“我们符合搬迁条件，为什么要坚持到最后一户？”他说：“我父亲已经把房子给了我们，你们不享受动迁条件。”我说：“你一走了之，老人病重有个三长两短……”他打断我的话：“我家的事情你说了不算。”刘萤忍气吞声，也不让我吱声。连襟萧晓是回城知青，在农村当过民办教师，喜欢文学和读书。

我们俩单独喝酒时无话不谈，他对我的刻苦精神和才华非常敬佩。只要刘英雄在场，他总以贬低我抬高自己：“咱爸有病，房子动迁，你出差不在家，小董什么都不懂，我能不愁吗？”平日里他这样表白，谁都会笑出声来。现在，刘英雄被感动得热泪盈眶，封官许愿：“家里的一切事情，你和柳叶眉俩决定。”

刘英雄出差之后，连襟除了过来喝酒，影儿都不见。柳叶眉每当从动迁办交涉回来，指桑骂槐，大骂家里男人无能。大妈推波助澜，夸刘绣会来事，分到一间房子，对刘萤含沙射影。在这个环境里，任何人都可以拿我说事。只要以我命题，连文盲都可以大做文章。大妈天天敦促：“你带老婆孩子搬到党委，第二天保证给房子。”见我不为所动，大妈在全家人面前蛊惑：“我爹让我妹夫气死了。我爹死后，我们全家人让我妹夫在我爹灵前下跪磕头，否则乱棍打死。”

姨姐“哇”地放声大哭：“我爸的病董太锋有责任，是被他气的！”刘绣也哭：“我爸不行了那天，他不下跪就得偿命……”岳父还活着，“下跪”指日可待。当务之急，“钉子户”要在这里过冬。煤、炉子、炉筒、木头早被大妈的侄子开车拉走，屋里像冰窖。左邻右舍搬走留下的炉子、木头等，得天独厚。

没动迁之前，经常有个男人翻墙，和邻居家的女人偷情。我翻墙不是偷情，而是发掘邻居家囤积的木头。这些木头，让我增强了度过冬天的信心。

老庄家把卖完水果的纸箱子和笼子，从墙外扔进来，在木头上堆积成山。我和老鼠一样，从箱子献出那把铁锯，助我将木头碎尸万段。动迁办留下的水龙头，成了老男人的前列腺，三个小时滴答半桶水。“穷帮穷”，“钉子户”更应该“钉帮钉”。

李图见有利可图，做了把如同中世纪女人贞操带一样的锁套，锁住水龙头。他看我成宿半夜接水，送给替子女坚守到底的老人，不好意思，卸下锁套。

停电后无法照明，看电视成了奢望。老邵家和“山水楼”毗邻，就近拉了电线。我的一位战友转业到“山水楼”当主任，让我从老邵家接电线。

处在我们两家中间的老束找我求电，我欣然同意，帮他安装了分线盒。用电问题暂时解决了，煤气又停了。只要人没停气，就得买煤气罐做饭。

我让刘萤带女儿先到姐姐家住，她们坚决和我一起坚守。这让严冬里有了融融的暖意，我又产生了渴望春天的念头。我听的最多一句话是“好事多磨”，如同一杯杯白开水。白开水积蓄成一座温热的大湖，也救不了眼下燃眉之急。

过去，战友和朋友们走马灯般往来天津街找我，现在一个都不来。弟弟总来电话，说要来看看我，我天天等日日盼，也没来。此时谁说一句谎话，都能帮我跋涉一步泥淖。只有崇拜我要和我学写小说的黄顺华来了，让我心头一热。

她怪声怪气地说：“老董大哥真有福，摔倒就捡个十万八万的！”她核对我的年龄，立刻让我有了自知之明。她曾经送给我几块豆腐，怕我在有生之年还不上人情。我忙里忙外，殷勤服侍她一家吃饭。她往外走时绊了一下，险些跌倒，被我一把揪住貂皮大衣。她阴阳怪气地说：“老董大哥你轻点儿，别把我的毛揪掉了。”我抬头望了望布满阴霾的天空，说：“天阴了，你的毛没掉。”

没了人气人情和热效应，大墙内格外寒冷。我每天靠劈大量木头烧炉子，火从烟囱抽出去，寒气有机可乘。现在让我在冷暖之间选择，肯定是蒸笼。

我脚上冻疮复发，女儿感冒，刘萤在地上铺了毯子和棉被隔寒。四周大楼与日俱增，争夺占领空间。每天，阳光如同电焊弧光，从两楼之间一闪即逝。

此时，在大都市里一隅潮湿阴暗狭小的空间内，寒冷无奈孤独以及对命运房子亲情的渴望，是当年爷爷在大草甸子上和群狼生死搏斗的情景再现。我听见了魔鬼的讪笑，看见它跃动在旮旯胡同间的影子。爷爷临终前恐惧的身穿灰布衫子的“长脸子”，在小屋里面窜来窜去。一粒微尘都能引起我的联想。我拆下旧楼框架上的黄花松、白松，劈开后饱嗅木质的芬芳，化作郁郁葱葱的大森林，阳光丝丝缕缕从林间透下来。一群群老鼠是梅花鹿，翻飞的蚊蝇是滑过的“飞龙”。大墙外面的世界五彩斑斓，红男绿女花红柳绿晴空万里艳阳高照晚霞灿烂。

为防不测，我准备了三件武器，热兵器是一只三节电池手电筒，冷兵器是一把切西瓜弯刀和一截钢筋，晚上带在身上在大墙内巡逻。我对煤烟味儿，火光火星、人影和各种声音特殊敏感，任何蛛丝马迹都逃不过我的嗅觉和眼睛。

“匪来如梳，兵来如篦，官来如剃”，任何事情都会发生，不知道下一秒钟发生什么。被围困之后，我不脱衣服不上床，坐在凳子上打盹。除了应对突然发生的不测，我更打怵进被窝里面刺骨的寒意，和扑进冰水里没什么两样。

神通广大的小贩子从哪里拉来电线，二百瓦灯泡将墙外映照的如同白昼。

晚上九点半，老邵断电，我们又进入宇宙黑洞。我正在写剧本《红凤凰》，凤凰落地不如鸡。我不好意思找战友，自己和老邵通融。老邵拒不开门，我回来之后，休克般睡着了。有人半夜三更来电话，让我写小品，明天早上要稿。

我抓住一根救命稻草，打开手电筒。我刚要动笔，手电筒忽闪几下灭了，仿佛发光的东西，都被老邵牢牢掌控。我打开形同虚设的窗帘，看能不能巧借墙外小贩子灯光。记得那一年我在火车上，曾嘲笑那个仿佛金属疲劳折成的眯眯眼女人。一丝光亮越过墙头透过窗缝，一定是那个“咪咪眼”女人梦见我。

我站到床上，在“眯眯眼”的注视下，天亮前写完小品，挣了二百元钱。我想带刘萤和女儿吃“李连贵熏肉大饼”，都给老邵买了烟酒，答应晚上送电。

“冬至”到了，我把命运交给“三九”。每当昏黄的灯泡频闪，老邵提醒我该送礼了。那次我给老邵送完礼，仍没来电。我找老邵询问，他说：“我这里通了，你到老束家查线。”老束早已忘记电从何来，也开始掐电线索礼创收。

我又给他送了份大礼，他这才接通了电线。电视机起死回生，正在播放云南民歌“小河流水”。大墙内的“小河”流淌着冰水，已将我浑身浸透。

我分秒必争地写、什么都写，像朝圣者一刻不停地翻转砖头。弟媳听说我得了一套大房子，来电话催要老人的抚养费，不给就烧房子同归于尽。姐姐来电话，说：“两个儿子都不管妈，我准备送进庙里。”弟弟来电话威胁：“咱妈腰间盘突出快瘫了，你腾出一间房子，接到大连治病。”奶奶在姑姑家来电话：“大孙子，你什么时候把奶奶接回去？”我眼泪刷地流下来：“奶奶，快了……”

岳父病情加重，姨姐不是主张赶紧将爸爸送进医院，而是策划爸爸死后，如何让我就范，在爸爸灵前下跪忏悔，然后扫地出门，住进露天地里解恨。

万寿对下岗问题的关注，比国家“发改委”还焦虑。他暗示：“有的同志不胜任编剧工作，马上要失去心爱的工作了。”他几次在创作室班子会上提出，让董太锋下岗自谋职业。李副主任说：“小董还有老婆孩子，这个年龄能谋到什么职业？”万寿仍把我报到局里，文件规定，转业干部不在下岗之列。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万寿让我分管七份报纸进行羞辱，逼我离开。

一个个坏消息是一群不锈钢马蜂，每天飞来，狠狠地蛰我几口，有时候单个来有时候一窝蜂。马蜂飞走，留在身上的毒刺疼痛难忍，直至在心里溃烂。

我没有四季，只有冬天和夏天。我感受不到温差，只有炎热和寒冷。

楼上老梅找电业局的关系，在附近高压线电线杆拉了电线，家里灯火辉煌欢声笑语。岳父和大妈回闺女家过年，偌大的天津街只剩下我们一家三口人。

电影频道，正播放《毕加索的奇异旅程》。巴黎人以绚丽的焰火庆祝圣诞之夜，贫困中的毕加索点燃蜡烛，在小屋里一边庆祝一边创作。到了一九一零年，他仍未摆脱贫困，仍一副一副地画，就是没人买他的作品。我一个剧本个剧本地写，路被“两万”重重封锁，连剧团都进不了。我的处境，岂能是毕加索可比？

我毕竟比毕加索幸运，靠送礼向老邵和老束续电，暂时维持照明。

那一年没到腊月，孩子们已沉不住气，大墙外不时传来鞭炮声。晚上，魔术弹的闪光，不时顺窗户上面“咪咪眼”透进来。我想，这一定是在天津街的最后一个春节，顿时看到了希望。我被折腾得有皮没毛，写剧本如同患了“受虐癖”一样欲罢不能。进入腊月我突发灵感，创作一部东北风情大型喜剧：《过了腊八都是年》。话剧团团长寇立库来电话，问我剧本写没写完，我莫名其妙。

他说：“局里半年前给剧团和创作室下达任务，年底召开剧本研讨会，现在没有一部原创剧本，几个编剧都修改以前的剧本充数，只有你没交上来。”

我对万寿这种无能无德狭隘之举，已经见怪不怪。我坚信机会留给有准备的人，所谓正义只会迟到，不会缺席，必将战胜邪恶。我在“剧本库”里找出一堆素材，将剧本结构而成：

一、民俗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