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60章 认知安全生态（1 / 2）

“菌丝网络”的韧性超出了团队最初的预估。它们如同拥有集体智慧的生物，在“认知抗体”的围剿下，不仅没有消亡，反而加速了变异和渗透。张帅帅的监测系统显示，有毒信息的传播路径变得更加迂回，甚至开始利用加密的私人社交群组、网络游戏内的聊天系统以及某些小众兴趣论坛的暗角进行扩散。这场战争，正从公共广场的正面交锋，转向城市巷战般的零散与胶着。

（一） “抗体”的局限与“菌丝”的反扑

“认知抗体库”在应对已知毒株上效果显着，但面对层出不穷的新变种，其“研发-部署”周期显得有些滞后。更棘手的是，“菌丝网络”似乎开始有意识地研究“抗体”本身。

沈舟发现，一些新出现的扭曲叙事，开始刻意避开已知的“逻辑陷阱”和“情感操纵”模式，转而采用更加隐晦的“认知框架植入”。它们不再直接争论“银行大厅事件谁对谁错”，而是通过大量看似无关的内容，潜移默化地构建一种“世界本质是弱肉强食”、“道德是弱者束缚强者的工具”、“真正的智慧在于超越世俗规则”的底层认知框架。

一篇在某个哲学爱好者小圈子流传的《权力意志与现代社会的庸常化》文章，通篇没有提及任何具体事件，却将尼采的思想极端化、庸俗化，最终导向对任何形式平等观念和普世道德的蔑视。阅读这类内容的受众，或许不会立刻变成暴力的拥护者，但他们看待“银行大厅事件”这类事情的“滤镜”会悄然改变——他们可能不再关心具体的对错，而是将其视为“强者”与“弱者”之间一场无甚特别的寻常冲突。

“他们在尝试给我们的‘认知免疫系统’制造‘耐药性’，”曹荣荣忧心忡忡，“他们在攻击我们赖以进行价值判断的底层操作系统。”

孙鹏飞和程俊杰在“新芽”计划的反馈中也发现了类似迹象。一些参与过思辨训练的学生，虽然能熟练识别出明显的逻辑谬误和情感绑架，但对于这种更深层的、世界观层面的“框架污染”，抵抗力依然有限。一个学生甚至在作业中写道：“也许从宇宙的尺度看，人类社会的善恶之争本就毫无意义，追求个体权力的最大化才是生物本能。”

（二） 构建“认知安全生态”：从“抗体”到“益生菌”

面对挑战，陶成文提出了新的战略方向：“我们不能只满足于制造‘抗体’，被动应对病毒。我们需要构建一个健康的‘认知安全生态’。在这个生态里，不仅要有能杀死病菌的‘抗体’，更要有能占据生态位、抑制病菌生长的‘益生菌’，以及能让健康思想茁壮成长的‘肥沃土壤’。”

这一战略转变，意味着团队的工作需要从“防御-反击”模式，全面升级为“生态建设”模式。

“益生菌”计划（鲍玉佳、梁露主导）： 主动培育和扶持一批生产高质量、有吸引力内容的创作者。这些创作者不直接参与论战，而是通过创作优秀的科幻、悬疑、历史、社科普及乃至音乐、漫画等内容，潜移默化地传递理性、包容、尊重规则、珍视个体价值等正向理念，与“菌丝网络”争夺年轻人的注意力市场和心灵空间。梁露利用媒体资源，为这些“益生菌”创作者提供曝光和推广。

“土壤改良”计划（曹荣荣、孙鹏飞、程俊杰推动）： 将“新芽”计划进一步深化和系统化。不仅仅在学校，更向社区、家庭、企业延伸。开发面向不同年龄层、不同职业群体的“认知健康”课程和活动，将批判性思维、媒介素养、伦理思辨、历史常识等，变成一种像体育锻炼一样普及的“认知保健操”。重点培养人们识别和抵御“框架污染”的能力。

“生态监测”升级（张帅帅、沈舟负责）： AI监测系统不再仅仅追踪已知的“毒株”，而是尝试通过大数据分析和语义网络建模，主动识别和预警潜在的、尚未完全成型的有害认知框架。同时，建立“认知生态健康指数”，动态评估不同社群、不同区域的思想健康状况，为精准投放“益生菌”和进行“土壤改良”提供数据支持。

“根须加固”行动（陶成文、魏超统筹）： 继续协调国内和国际力量，追查“密拉贝尔信托”等“菌核”的资金流向和活动网络，寻求从源头上削弱其投毒能力。同时，推动将“认知安全”纳入更广泛的社会治理和国家安全范畴，争取更多的政策和资源支持。

（三） “益生菌”的初啼：另一种叙事的力量